严格执行刑事证据制度 依法公正准确惩罚犯罪 访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戴长林

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公正审判的热切期待,"两个证据规定"自2010年7月1日实施以来一直引人瞩目。本刊日前就其实施状况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庭室负责人及部分专家学者。     

刑罚轻缓化的法经济学考察

一、引言在中国刑法学界,认为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层面都应该坚持"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已成一种共识。陈兴良教授更专门撰文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细致的界定和阐述。〔1〕在他看来,宽严相济首先就是该宽则宽,     

关于洗钱罪刑罚适用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打击洗钱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项共同任务,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在此背景下,我国积极参加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区域性协定,从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上对洗钱行为进行规定并出台了相关措施予以保障.但由于我国对洗钱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我国对洗钱罪的刑事立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如何“惩罚”空中杀手？

前不久,重庆一名．2岁男孩在经过一栋高层居民楼时,被一块从天而降的假山石砸中头部,造成颅内出血、脑组织损伤。警方调查后认定,“肇事”的假山石是从14层住户花园中坠落的。男孩家长在救治孩子的同时,准备起诉假山石所有者,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近年来,像这名2岁男孩一样,无辜遭遇高空坠物的伤害者并不鲜见,不少受害者试图通过法律维护个人权利,但多数未得到满意结果。避免高空坠物伤人,是依靠道德约束,还是加强法律惩戒力度？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论劳动教养制度终止后社会惩罚体系的重构

劳动教养制度终止后,有着违法习性而屡教不改的违法人员和违法但够不上刑事处罚却不能治安处罚的违法人员如何处罚教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一是要灵活运用现有法律作为应急措施,二是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改造行政处罚实体及程序和设立轻微罪制度,重构我国社会惩罚体系,从而达到惩罚和教育违法行为人的目的。     

试论社区矫正中的惩罚监管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应体现刑罚的本质属性——惩罚性。在社区矫正中,应以惩罚监管为核心,兼顾教育矫正与帮困扶助的矫正作用。但在试点期间,由于各种原因,使一系列惩罚监管措施在实施期间出现了各种难题,导致其并没有充分、合理地适用,使惩罚性在社区矫正中的体现削弱,这不仅有悖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弱化了刑法预防、惩治犯罪的功能,而且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尤其是受害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质疑或否定。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一现象,认真研究并采取对策予以纠正,确保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德国社区矫正中的惩罚措施及其借鉴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国之一,其社区矫正发展日趋成熟,其中不乏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存在惩罚性缺失、形式大于内容的发展现状,通过对德国社区矫正中惩罚措施的借鉴,有利于改善这一现状,进而构建起适合我国社区矫正的特色惩罚机制,即审判时、刑罚执行中的双层惩罚机制。     

“法治”视野下“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兼采经济学的方法

对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应是多方面的,而效应与教训则是其极其重要的内容。严打政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严打政策的正面效应是短暂的社会稳定,并可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是长远的,它不仅在观念上一度侵蚀着我们的法治信仰,动摇我们的公平正义感,而且在客观上酿成了新的对抗和秩序紊乱。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严打政策的教训,并且其教训可得到经济学和犯罪学的共同说明。严打政策的教训将使得我们在应对犯罪、谋求稳定和实现法治化的道路上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并将使得宽严相济政策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得到更加稳妥有效的推行,从而助益于法治国的发展。     

从规约有效到治理有效——以村规民约中的惩罚性规条为研究对象

村规民约中能否明确包括惩罚性规条,是当下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基于历史惯性、实践导向、法理依据及自治诉求,惩罚性规条已然成为农村治理的一类重要工具.惩罚性规条的落地实践,有赖于村庄共同体内部的有序参与和外部的指导监督,其运行关键在于通过建立长效机制以规避合法性、合理性与适应性等实施风险.从规条有效落地到乡村治理有效,需要充分发挥规条的激励、监督等功能,推进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政府职能转变和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塑造.     

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不同于一般损害赔偿旨在实现救济正义,惩罚性赔偿更侧重实现惩罚正义。在实现实体正义方面,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要法官基于权利保障的理念对私人自治理念的运用加以限制,法官在进行司法裁量时,应贯彻惩罚均衡原则,重点运用比例原则的分析方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在实现程序正义方面,基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法官在审理惩罚性赔偿案件时,应当变通适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处分原则,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同时,在合议庭组成上,应适当限制依据常识作出判断的人民陪审员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