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刑法中普通侵占罪的行为特征

学界对普通侵占罪的行为特征向来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在辨析相关学说差异的基础上,认为刑法中的普通侵占行为可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非因违法行为而持有(占有)他人财物。二是排斥、拒绝所有权人收回财物。三是无正当理由不归还他人的财物。与盗窃罪、诈骗罪等侵犯财产犯罪不同,侵占行为的本质特征是侵害了财产所有权中财产复归权。     

社工参与监所青少年矫正的法理基础与路径优化——以上海市M区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通过社工前置化介入监所青少年的矫正帮教工作,不仅可以实现少年司法双本位的转型要求,而且还保证了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创新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机制。在此基础上,社工参与监所青少年矫正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在具体实践中也形成了以政府购买服务为基础、社工参与和部门协同的有效模式。未来可以考虑扩大社工参与范围,保障社工待遇,同时引入多元化社会资源来进一步完善监所青少年矫治社会化参与的路径与机制。     

“三把火”透视出制度惰性

不少"三把火"本身就是制度缺失下的惰性表现,"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不在制度的再设计与执行力上着手,反而会拖延制度层面的改革与推进     

"复归"论的文化意蕴与理论局限——以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为例

梁漱溟是近代以来"复归"论的典型代表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复归"论不仅在中国文化的困厄时期坚卓地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而且亦从特定的角度突显了中国文化的理论特质与现代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演进之现代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复归"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曾以偏颇的形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今天,我们对于其中所包含的一元文化观与"中国文化中心论"所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则需高度警醒.     

未成年人主观构罪要素完善论

不同于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基于理性选择而对社会的一种"自觉性反抗",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一种伴随性的"自然现象",是未成年人在不良生活环境和尚未发育成熟身心条件的双重影响下的被动选择,而并非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方面具有不确定性、"明知"内容上具有年龄特点、目的动机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就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方面迥异于成年人。因此,应对未成年人主观构罪要素进行完善:淡化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未成年人入罪的作用和影响,将人格因素引入未成年人定罪过程,并将未成年人复归社会的主观需要纳入定罪过程。     

契约精神与税收筹划的合理界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筹划是一种普遍的以增加纳税主体可税性收益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安排,但对税收筹划的法理论分析却非常薄弱。从对现代契约精神的尊重与实现出发,剖析税收筹划深层次的法价值理念,税收筹划中契约精神的延展、异化及理性复归等问题,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税收筹划的"弱理论性"问题。     

论刑罚与赔偿互易制度

一、缘起:所谓的刑罚与赔偿互易对于犯罪行为产生的民事赔偿问题,我国采用的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模式。这种将对被告人的刑罚与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放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的诉讼模式,究竟仅仅是一种出于技术性的安排,还是由于刑罚与赔偿之间具有某种实质性的联系才导致这种诉讼模式的形成呢?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刑罚与赔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我国的曲折复归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深刻而丰富,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统一的,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误读及其他原因,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开始并没有得到重视,但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的努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本真得以逐渐复归和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的惰性分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基层政府更是首当其冲.然而,与中央的高度重视相比,许多地方的基层政府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惰性":消极、被动、冷漠、懈怠甚至是抵触,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党的新农村政策的成果.要实现国家政策与乡村社会的有效融合,必须高度关注基层政府的"失灵"问题.从增强制度供给、重构政府职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方面着手,帮助基层政府走出执行困境,做到勤政、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