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的传承中创新法院精神文化建设——兼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院文化建设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数千年的风雨洗礼，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历史，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山西这样一个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又是我国“司法鼻祖”皋陶诞生地的地方，不仅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文化，还有着深厚的司法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包含的“德礼融于法”的重要特征和追求秩序、注重和谐的内在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良好的传承。如何科学把握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院文化建设的契合点，在批判的传承中探索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路子和方法，是我们在推进现代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

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独具特色。他扩充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把广告指认为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广告将新的能指与所指联系起来成为了包含象征和修辞的元语言，并催生了符号消费的产生。广告成为意识形态实质上意味着一种崭新的消费剥削机制的诞生。它通过对人们欲望的控制，将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一一纳入消费社会的体制中。具体来说，这一控制过程的实现是由大量功能化的符号系统——“次体系”来完成的。基于生活世界的平台，列斐伏尔实现了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符号学与微观转向，具有显著的后现代风格。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领导前提;各种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组织基础;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文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政策保证;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制度支撑。     

破“旧”立“新”:近代思想家以西方政治理念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解构

近代以降,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剧烈碰撞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知识界的先知先觉们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中的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科学等进步理念后,他们以自由、民主、民权、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质)为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武器的批判.批判的结果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的“解缚”运动.评价这一思想运动,应秉持同情式的理解和批判式的反思两个尺度.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代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思考

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调整性、包容性、内统性、强制性、国际性的新变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压制性、结构性、剥蚀性、连锁性、深层性的新影响,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异体性压力、合法性压力、适应性压力、调节性压力、保持性压力的新挑战。当前,应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影响和新挑战,要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化、特性化、整体化、均衡化、制度化。     

资本逻辑的中国语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

当代中国面临着“私有资本逻辑批判”和“公有资本逻辑建构”的双重理论与实践任务.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应该是批判性地反思资本逻辑、规范性地矫正资本逻辑和理想性地引导资本逻辑,从而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哲学方式继续承担起“超越实践”和“反驳实践”的历史重任.     

守身为大

正6月6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了董辅礽教授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守身为大》,当前读来仍有现实意义:1946年我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记得国文的作文试题为"守身为大说"。"守身为大"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坚守自身的节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守身为大"的内容远不限于此。例如为官者能否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向上     

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由于媒体宣传的跨国界，各个国家的新闻动静和意识形态能够在第一时间传达至世界各地，时其他国家造成了重大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意识形态安全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更应牢牢把握新形势的新特点，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抓紧制定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独具慧眼，扎实根基，掌握发展主动权，力争在21世纪跨上新台阶。     

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思考

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就是维系支撑统治执政的思想体系。我国意识形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着西方文化渗透多样化、社会思潮多元化、信息传播网络化、党的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等诸多挑战。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以中华文化为载体,提高我国意识形态的辐射力;以包容发展为导向,发挥我国意识形态的整合力;以网络安全为平台,强化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以掌握"三权"为要求,形成我国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论耻感的评价活动机制与意识形态化

耻感是人的行为与内化为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差距甚至冲突时所产生的痛苦体验,因此耻感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评价活动。其评价活动机制与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以内化的一定社会的良心(心中之善)为客观的评价标准,以否定的痛苦的灵魂锤击的心理情感方式显现出来,通过主体自身需要的满足与心中之善的冲突过程、主体对心中之善的确证与升华过程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道德审判与自我心灵拯救。耻感的评价活动不仅在个体主体身上发生作用,而且以群体主体的方式展现出来。作为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以权威评价活动的"有机"形式把适合自己统治的荣辱(耻)观"群体化"、"普遍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全社会遵循的耻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民众评价活动和权威评价活动的上下互动中,通过意识形态的引领而形成的。只有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中,在关照现时代人民的诉求过程中,并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内化为民族耻观,构成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当代人们的道德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