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

"解冻"是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和典型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两松两紧"四个阶段,与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形成鲜明对比。但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解冻"同时也顾虑重重,不同时段也不乏强化"控制"。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对苏联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共运均带来巨大影响。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三维审视

从政治诉求层面看,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从社会发展样态层面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正以新的形式延续展现,多种社会思潮企图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面临多方面挑战。对接现实层面,作为被实践充分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改旗、不易帜,从理论学习、主体责任和宣传平台等层面增强理论张力,提升话语定力,完善技术领力,才能有效凝聚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增强意识形态的核心竞争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三重维度

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主阵地与主战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总体安全的维护、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以及民族复兴伟业之实现,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至关重要。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需要借助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分析框架,精准把握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高度,探讨新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路径。     

论高校反邪教治理:必然逻辑、实践困境及其化解理路 ——一个理解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境内各类邪教组织受到政府严厉打击被迫潜入"地下"活动,开始将黑手伸向高校,利用传统与信息化工具相结合的手段不断渗透.高校反邪教治理不仅是保障师生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也是维护大学校园稳定的长远诉求,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的关键节点.同时,针对邪教出现的新特征、新动向,高校在积极反邪教治理过程中,...     

国家纪念活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价值意蕴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政治仪式在唤起历史记忆、具象价值理念、营造情境体验、实现精神再生等方面的功能价值,使其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中具有独特优势。政治仪式的边界模糊、内容异化、形式陈旧、传播运用不够等现实挑战,要求从合理挖掘时空资源、建构历史记忆,应对媒体传播挑战、提升传播效能,科学运用仪式操演、凝聚中国力量等方面充分发挥政治仪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自述传略》: 缅怀革命导师马克思

1883年3月14日下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英国伦敦寓所辞世,享年65岁。葬于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内。恩格斯发表了塞前演讲,高度评价马克思的一生:“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艽基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技术实践论:问题的进路与出路——基于哈贝马斯实践观

技术实践论与伦理—政治实践论是实践哲学的两个发展向度。伦理—政治实践论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成为显学,并长期占据思想史的中心位置。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科学与技术从二元分化演变为相互结合的技术实践论发展进路,并形成了对伦理—政治实践领域的侵袭,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政治公共领域经受着技术理性的巨大威胁。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对技术实践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反思性批判,并重新确立了伦理—政治实践的统摄地位,为解决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危机指明了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