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

按照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中地位的不同,可将意识形态分为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无法当然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当统治阶级发现自己主导的意识形态不能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时,就必须从科学性、价值性、可行性和艺术性四个维度进行深刻反思,以制定正确的意识形态政策,保证主导意识形态真正的主导地位。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考古学和谱系学——福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的观点认为,福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研究基本方法论转移,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考古学和谱系学的转移;意识形态研究基本范畴的转换,即从“意识形态”到“话语”、“知识”和“权力”的转换。     

在守护中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新阐释

“虚假意识”和“观念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含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模糊性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多样性,为意识形态研究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意识形态概念的无意识性含义,既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新生长点,又为分析中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新特点、新形式提供了新视角。     

消费观、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当前我国消费观正处于传统“节流”型向现代“开源”型转变过程中,已经进入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要抓住这一经济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契机,通过社会主义消费观的建设工程,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文化水平,改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态势。为此,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扬弃消费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价值观。     

论哈贝马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分歧

哈贝马斯和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不同认识。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则认为,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第二,意识形态批判向度的分歧。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对科学技术的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核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哲学基础的不同。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第四,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性质的不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批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相结合。     

论网络时代提高党的舆论引导能力的必要性与途径

网络时代,对党的舆论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如何提高网络时代党的舆论引导力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提高网络时代党的舆论引导力必须在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网络舆论主阵地的前提下,不断创新网络传媒的管理体制和内容,增强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     

从“商品”到“符号”——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布希亚早期的物体系与消费社会理论中以符号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意识形态.布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爆炸性激增的物体系密不可分.在物体系中,物被诠释为符号或符码,而符号或符码则构成了意义体系.布希亚的理论结合了马克思的"商品"与结构主义中的"符号"的两种观念,以符号学观点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以生产为基本社会活动,布希亚强调消费体系的主导,并认为消费社会下的意识形态与商品和符号的逻辑一致:即商品中的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符号中的能指凌驾于所指从而成为抽象、化约的代表,而这一特征也是后现代意识形态的特质.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二）

三、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经验和基本规律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内学者认真考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进程，积极探索全球化态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几点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崭新课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责任.     

论执政党合法性生成的一般基础

"合法性"理论巳成为现代政治学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一.任何执政党都存在合法性问题,执政党对政权的经营与维护实质上是执政合法性的生成基础问题.合法性的生成基础是系统的、多元的,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涵执政绩效、意识形态、民主法治、政治人塑造与公民社会培育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