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规划的断片化分析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经济社会突出的问题,政府主导的环境行政规划,是对环境问题最直接的指南针。可是在目前阶段的环境行政规划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先引入环境行政规划的概念,分析目前我国环境行政规划的断片化现象,然后采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对目前环境行政规划立法与行政领域断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继而得出如何解决环境行政规划断片化问题的方案。     

罪量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刑法典中充斥着大量表征行为及结果程度的词语,学者称之为“罪量”。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必须以法条为依托,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体系需要为法典中每一元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做出符合逻辑的安排与说明。引进德日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之后,为了让该理论更加契合于我国的刑法典,罪量在该体系中应重新定位于违法性阶层之中。其中一些罪量是犯罪成立的消极判断,可视为“违法阻却事由”,另一些则可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加以认识。     

走出认知“迷雾”：东南亚国家债务问题的叙事、事实与启示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等制造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迷雾”。这不仅影响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融资的认知,也直接影响着东南亚国家的地区合作决策。然而,较之“债务陷阱论”及大量关于中国融资的负面论述,关于东南亚债务问题以及中国角色的专业研究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当前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融资认知的基础上,对东南亚国家债务问题的根源、债务水平和议题化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债务问题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除了老挝,东南亚国家并不存在严峻的债务问题,地区国家的债务负担被严重夸大。虽然中国在向东南亚国家提供融资方面表现出强烈意愿,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融资支持并没有大幅增加,相反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明显下降。因而,除了老挝和缅甸,事实上中国融资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外债构成中的比重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不仅反映了东南亚国家在是否接受中国融资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议程设置能力,也表明中国融资的意愿与实际落地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合规刑法激励的本土证成与法治构建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同时面临企业内在改革动力匮乏、合规刑法激励法律依据不足、正当性根据缺失等诸多困境。解决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本土化与法治化的合规刑法激励制度。激发企业合规主动性是合规刑法激励本土化构建的实践前提。合规刑法激励的正当性根据应当区分不同阶段分别认定,事先合规阶段以组织体责任论为依据,事后合规阶段以法益修复理论为支撑。合规刑法激励的法治化路径是通过修改刑法,将合规规定为法定出罪或从宽事由,以此方能促进合规改革的顺利进行。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原初语境及其批判意蕴——兼驳阿尔都塞对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误读

从单个意志的角度出发,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立足原子式的个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意志的空洞的推理公式,展现出一种“认识论真空”,因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恩格斯实际上是在要素与整体的关系意义上阐发单个意志及其合力的辩证关系的。“历史合力论”紧紧地依托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空洞的推论公式。通过对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考察,“历史合力论”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所具有的内在矛盾,进而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彰显其所具有的批判意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再审视

20世纪初以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之一。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构成了“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硬核”,这也是评判该理论当代解释力的重要标准。帝国主义发展历史与现实显示,垄断形式变化并未改变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质,垄断程度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不断加深。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垂死性与帝国主义的调整能力并不冲突,两者无法相互否定;由于帝国主义自身所具有的寄生性、腐朽性及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必然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帝国主义国家糟糕的防疫表现与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战“疫”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很可能是大势所趋,列宁“帝国主义论”并非“明日黄花”,反而会“历久弥新”,成为解释和指导实践的重要理论武器。     

政道论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政道论”是一种与西方“政体论”迥然不同且极具中华文明特质的政治思想类型。先秦时期产生的以道家为代表的帝道、儒家为代表的王道、法家为代表的霸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时代最主要的三种政道。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呈现一个“政制”与“政道”的二重结构,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通过帝道、王道、霸道在不同时期、领域、阶段的混合运用来治理国家。这种二重结构下的“混合政道”范式也是一个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过程和效能优势的历史视角,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乏启示意义。     

习近平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论”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文化方面的论述已经从江泽民同志的“精神纽带论”发展为“心灵契合论”,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范式转换,揭示了两岸关系从物质性对抗走向心灵契合的人化世界的前景。“心灵契合论”涉及三对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复兴的内在联系、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复兴与两岸文化融合的天然连结。构筑两岸文化认同是两岸文化交流的核心目标,文化交流的目的是解决文化认同问题,而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政治认同乃至国家认同存在着密切关系。要鼓励两岸同胞发挥各自优势和利用自己的个性特点,传承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建设共同精神家园。     

《民法典》第967条(合伙合同的定义)评注

《民法典》第967条至第978条,构成合伙合同的规范群;其立法目的在于以合同形式规范民法上的合伙关系,并为《合伙企业法》等单行法供给一般法支撑。第967条为立法定义,但并未从主给付义务角度定义合伙合同,而是提取“共同的事业目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三个要素,作为合伙合同的构成要件,从内容控制角度确立合伙合同的类型。旧法及比较法上所采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等促进义务,依据第967条并非合伙合同的必备条款,故而就法律结构而言,我国法上的合伙合同更具框架协议的外观;同时,就法律性质而言,涉及协议面向的共同法律行为属性及组织面向的民事权利能力疑问。实务中常见的类型争议,则包括隐名合伙与名实之辩。     

中国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的立法逻辑：信息成本的视角

我国垄断协议的安全港规则与美国、欧盟均不相同,多阶段决策模型为不同的安全港规则提供了解释框架,即各国安全港规则的设立、适用范围、法律后果都是在信息成本与错误成本之间寻求均衡的结果。相较于本身违法原则,安全港规则能有效降低反垄断决策过程中的假阳性错误,防止反垄断法的过度威慑。但与其他法域的安全港规则不同,我国最新通过的《反垄断法》采用的是抗辩模式,即经营者需要承担市场份额等监管机关所要求条件的证明责任。此种立法逻辑一方面是对我国现有“原则禁止+例外豁免”体系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是基于我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调查能力薄弱、人员不足和证据规则缺乏的现实考量,其本质是监管机构将高昂的信息成本分摊给被监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