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

在我国,大多数行政裁量基准以"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这样的行政裁量基准其性质和效力如何?学界有诸多的争论。而不同的观点则直接影响着法院对涉及行政裁量基准案件的审查态度。在这些争论之中,承认行政裁量基准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最能与其功能相适应。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某一裁量性行政行为是依行政裁量基准作出时,法院需要将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该行为的审查依据,但法院也需事先对裁量基准进行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而如果某一裁量性行政行为径直依法律法规作出时,法院则需要寻找是否存在事先制定好的行政裁量基准,当然,该基准仍需在审查过后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     

论违约金之减额——从“实益”到“原理”

《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为法院降低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正当性来自于实现当事人利益客观均衡的"实益型"思考。罗马法以来,违约金减额规范的变化呈现出实质化的进路,但却偏离了合同法理论的整体框架。为保持合同逻辑体系的协调,应当从"合同自由"的基本原理出发,重视缔约过程体现的当事人合意强度,以合意拘束力的界限作为认定违约金约定数额是否有效的根本依据。立法论上,违约金减额规范未必是必要的;解释论上,《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应被视为"便宜"的表达。     

论司法精神的人本关怀

司法的目标是和平、和谐、公平与正义,而实现的手段却是斗争,是司法的公信力与拘束力。司法的生命是以人为本的,即国民的、国家权力的、阶级的、个人的人本关怀。而司法之公信力和拘束力是司法权威获得普遍服从的两大资源,失去了这两大资源,也就等于失去了法精神,失去了法精神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社会人本关怀与法道德和谐的基础,故司法精神的人本关怀便是司法权威的核心要素之所在。     

论判决理由的既判力

在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方面,一般认为只有判决主文中的判断具有既判力,而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没有既判力,但由于判决理由与判决主文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国外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中,存在既判力向判决理由中判断扩张的理论、争点排除规则和争点效理论。从我国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虽不能直接肯定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具有既判力,目前也不能赋予判决理由中的判断产生拘束力,但在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达到很高的程度时,可以赋予判决理由一定的拘束力。     

试论政府权威及其控制

政府权威是行政法领域的概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政府”，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我国，政府即是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谓“权威”，有两种含义，一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二是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政府权威包括权力权威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和非权力性权威，亦即政府的威望。而在行政法中“政府权威”最好的诠释应该从行政的定义入手。对于行政法的定义，主要的、较有影响的流派有３个，即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 管理论在早期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     

反思：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法律适用性

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是在众人的期望中法制化的,但社会责任披上法制的外衣,却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其预期的法律作用,公司违反社会责任的个案频频发生,这就使人们开始对公司法的社会责任条款产生质疑,该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如何使公司社会责任落到实处等问题,均未予廓清,相对于学者们激烈的争论,司法实践却对此保持冷静的沉默,但这种沉默的回避态度反而促使公司践行社会责任事件的发生,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不能仅成为停留在纸面上的法律,而应在实践中开花结果。     

区域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

在应然层面,区域合作协议对缔约主体具有拘束力。这种拘束力源于政府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实定法依据是宪法上的"法治国家"条款、单行法条款和判例。区域合作协议也具有对缔约主体实现拘束的可能性,即被适用或被实施的可能性。实现拘束的机制是组织法机制和基于组织法的责任追究机制,动力在于公众的推动。涉及公众权利义务的区域合作协议,经立法程序或有利害关系的公众同意,对公众具有直接规制力。区域合作协议经组织机构实施,或通过行为法机制,对公众具有间接规制力。     

裁量基准效力研究

近年来,裁量基准是中国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新兴行政任务的要求促使行政实务必须发展新的行政行为和组织形式来应对,裁量基准由此产生。裁量基准效力的理论依据是行政自我拘束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效力性质体现在其效力的相对性上;裁量基准除了对行政相对人的外部效力外,还对司法存在拘束力。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应当出于对专门行政知识、长久行政惯例和政策的尊重,或者出于对保障私人平等权利等法律原则的考虑,认可裁量基准作为裁判依据的效力。     

科学发展语境中司法权威的社会心理基础

司法权威是由司法公信力、司法拘束力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仰所构成的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的力量。司法是否有能力在社会成员中引起普遍的服从,     

论预算的拘束力与执行力——对超收预算收入与突击支出的审思

预算不是法律,但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本质是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我国的预算执行存在超收收入金额过大和年终突击支出的问题,需要从合法性的维度进行审思.超收预算收入游离于预算案中的财政收入安排,其获取和支出可能脱离立法机关的监控,易造成政府征税权失衡；而突击支出虽未直接违反预算,但在支出过程中存在违法性风险.我国需要强化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审批的民主性和执行的规范性,保障预算的拘束力和执行力,增强预算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