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送达行政行为之裁判

现行司法实践中通常把未送达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一般判决行政机关败诉。对未送达行政行为做出实体裁判,无论做出撤销、确认违法还是确认无效判决,均弊大于利。对其如何裁判,不妨换个视角,从行政行为效力入手加以解析。未送达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没有产生拘束力,对其他国家机关（法院和其他行政机关）也未产生构成要件效力和确认效力,经过360度无死角审视,未送达行政行为并未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当事人不应针对其发起争讼。如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送达行政决定或后续执行行为侵犯其权益,可以发起履职之诉,或将执行行为提交司法予以审查。另外,对于行政机关的继续送达行为,应分类区分处理,对于负担性行政行为不予容忍,而授益性行政行为可以继续送达。     

《开罗宣言》及其拘束力--写在《开罗宣言》签订60周年

中国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历史是丧权失地的屈辱历史,但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在开罗积极笼络蒋介石,并许诺帮助中国收复失地、获取世界强国地位。详述1943年开罗会议的召开经过和《开罗宣言》的内容,着重讨论《开罗宣言》在国际法上的拘束力问题,并揭示二战期间美英两强对中国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     

判例规则与法官职业--兼论法官判案的创造

判例规则是由法官所创造的、在判例中所蕴含的对其后的类似案件具有类似拘束力的规则和原则,它不仅是法律的重要渊源,而且在英美法系国家以之为中心构成了独特的判例法体系。判例规则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在于司法活动的典范性、人类交往行为的可重复性和类似性。该规则具有开放、进化、不确定和借助个别正义达致普遍正义等特征。判例规则与法官职业之间形成明显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法官职业缔造了判例规则;另一方面,判例规则完善了法官职业。     

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拘束力及其边界

妥善解决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拘束力之争，是建立统一、权威的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内在要求。总结我国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实践，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兼具“自制性”与“规范性”双重特征，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行政自制规则，故在行政系统内部具备当然的拘束力。但在抵触立法、有损个案正义的情形下，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背离或变通适用。受行政规则外部化的影响，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在行政系统外部也会产生事实上的拘束效果，但这种效果仅是一种间接的司法适用，并不能直接对行政相对人和司法机关产生拘束力。因此，构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适用机制不能简单以“应当参考”“应当参照”等表述概而论之，而是要诉诸精细化的制度安排，明确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内部拘束力与外部拘束效果的实现方式、作用边界，从而提升行政执法指导案例适用机制的科学性。     

民事诉讼中的自认效力研究

自认是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效的自认对当事人和法院都有拘束力。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自认制度的规定不够完善，加之自认本身的复杂性，导致自认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自认的效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民法语境下“合同效力”的层次性

从《民法典》与《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就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等所作的规定看,“合同效力”在我国民法上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广义的合同效力与广义的合同拘束力属同义语,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认可和保护,其前提是合同具备有效要件,即“依法成立”。因此,合同无效与合同不成立并无实质区别。但是,为了准确描述合同已依法成立但未生效的法律状态,我国民法有时是在狭义上使用合同拘束力的概念,并将其与狭义的合同效力概念区别开来:前者指当事人于合同依法成立后不得擅自撤销或者解除合同,并不得违反诚信原则恶意阻止条件成就或消极对待报批义务;后者则指当事人一方得基于合同请求对方履行约定的义务,即履行效力。此外,由于我国民法上的买卖合同不仅包含当事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意思,而且包含当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因此,还应将买卖合同的效力进一步区分为履行效力与移转效力。“合同效力”的此种层次性,既是现代交易阶段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民法体系特色的重要表现。     

不动产登记与不动产权属确认的实体与程序问题研究

《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的土地总登记是人民政府对土地权属的行政确认行为,而《物权法》上的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既非行政管理行为,更非行政确权行为。不动产权属确认的实体依据是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而非不动产登记,但由于《物权法》赋予不动产登记以权利移转效力、权利推定效力和善意保护效力,故不动产登记在不动产权属确认中亦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国家参与不动产登记在法律性质上属非讼事件,因而不动产登记程序应属非讼民事程序,自应适用非讼程序规则。基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形式拘束力,当事人不能就登记机构作出的登记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只能通过更正登记制度对错误的不动产登记进行救济。因此,不动产权属争议只能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     

公报案例对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客观影响——以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争议案件为考察对象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和难题。本文选取一则公报案例,试图在其与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关系中认识其效力。在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争议案件审理中,公报案例采用"行政义务遵守"的审查标准,形成了"合法即不侵权"的论证思路。经过对一组同类案件判决在法规范解释、采用的审查标准和论证思路等方面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公报案例对于《城市规划法》第32条的适用和解释发生根本转向,并在其后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中被沿用和简化。由此,可以初步推断公报案例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它主要表现为判决思路的内容说服力和权威判决的形式说服力。无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否以及如何被规定,这种事实上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影响的揭示应当通过运用法解释学提取先例性规范并归纳其发展来呈现。判例的研究和竞争将促进法律适用和解释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则可能得以统合实现。     

中国行政机关与“非正式国际法”的实施

“非正式国际法”是指国家间签署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确立了国家间行为规范，因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国际文件。由于在非正式国际法项下作出的承诺不构成法律义务，签署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实施非正式国际法，这使得各国普遍没有规定此类文件在本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使得非正式国际法的国内实施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非正式国际法由行政机关实施。非正式国际法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此类实践日益增加。从逻辑与实践角度看，中国行政机关实施非正式国际法采取的形式有三种。为了更好地推动与规范我国的非正式国际法实践，尤其是规范行政机关实施非正式国际法的行为，除了“适用”或“参照适用”现有法律外，我国可以考虑针对非正式国际法的谈判与实施，制定专门的规范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