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法院Biret公司案述评

欧洲法院于 2 0 0 3年 9月审结的Biret公司案突破传统做法 ,在某种程度上承认WTO裁决在内国法院的可援引性 (invocability) ,这一判决将可能对整个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发展 ,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宪法条文援引技术研究——围绕宪法修正案的援引问题展开

我国在采用宪法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后,造成了宪法条文援引上的困境。宪法修正案导致两种意义上的宪法,即“形式文本”和“内容文本”,我们必须加深对宪法修正案技术的认识,强调以形式文本作为援引宪法条文的惟一标本。同时,通过宪法解释,不仅有助于消除宪法修正案带来的冲突,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宪法修正案的运用,从而增强宪法的稳定性。     

援引法定刑的刑法解释——以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为例

刑法分则对某些性质相近、危害程度相当的犯罪,采用了援引法定刑的立法技术。由于有的法条罪状表述特殊,实务中容易产生分歧。这突出地表现在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同条第一款的法定刑时,是全部援引还是部分援引的争议。这一争议影响了地方检察院、法院在类似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案件的处理上,对法律适用的理解。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为例,围绕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款的规定,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援引法定刑问题进行探讨,可得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对同条第一款法定刑的援引,是全部援引而非部分援引的结论。另外,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仅适用于案件事实存疑的场合,法官解释刑法时只需得出正确的解释结论而非有利于被告的结论。在马乐案的处理上坚持抗诉和上述刑法解释立场,对于统一法律适用和法治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中国移植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能性--何以与中国本土资源相衔接

最原始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欧洲大陆国家，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司法擅断密切相关的。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中世纪的司法擅断时，我们会发现这是西欧大陆封建制的必然产物，毫无制约的权力与武力镇压是其特色，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是制约封建制下的各个封建领主绝对司法权的产物，其本质在于监督。而中国古代的帝制确保了对下级官吏包括审理案件的官员的监督，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面临的问题是对皇权的监督，而比附援引正是对皇权进行监督的措施。     

中国古代“判例法”省思

每当论及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罪刑法定之时,比附援引就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学界曾将古代司法中的比附视为任意比附、任情擅断,缺乏一种对其既赋以同情之理解、亦不避其缺陷的理性思考。从比附援引的运作原理与英美判例法中遵循先例原理的比较来看,中国古代之所以不存在类似于英美的判例法,其真正原因在于中西方认识论立场上的区别、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制度安排的不同。     

诉讼时效的效力新探

深化诉讼时效效力问题的研究需要打通实体法和程序法。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本身只是产生当事人可以援引的效果,只有当事人对时效加以援引并且该援引得到法院的认可时才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此时法院在程序上应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为妥。我国实践中法院依职权援引时效的做法是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目前这些条件已不复存在,应予以改变。把时效援引权复归当事人后,还应从程序上解决当事人在不同审判阶段行使时效抗辩权和法官是否应对时效进行释明等问题。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量刑幅度辨正——兼谈援引法定刑的理解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援引法定刑,所援引的是被援引条款的全部法定刑,而不是仅援引基本量刑幅度。因此,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法定刑一样,既存在"情节严重"这个基本量刑幅度,也存在"情节特别严重"这个加重量刑幅度。     

行使抵押权与主债权诉讼时效之关联——以《民法典》第419条和司法解释新规定为视角

基于"抗辩权发生说",《民法典》第419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不是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当然后果,而是抵押人援引主债务时效抗辩权的效力体现。该条中"主债权诉讼时效"包括执行时效。债权人行使抵押权的行为,对主债权诉讼时效可构成"提出履行请求"等中断事由。抵押人援引时效抗辩权的形式在实现抵押权程序、诉讼程序、执行程序和订立实现抵押权协议等场合下有所不同。抵押人援引时效抗辩权的效力包括排除法院强制执行抵押财产、有权请求注销抵押登记等。抵押人放弃时效抗辩权的效力包括抵押人不得再主张原时效抗辩权、抵押人不得请求返还、抵押人能否向债务人追偿应视债务人自身是否弃权而定。债务人放弃时效抗辩权对抵押权的影响,区分抵押人是物上保证人还是债务人本人而有所不同。     

合宪性解释的司法运用：实践与反思

合宪性解释的司法运用具有促进宪法实施、保障当事人权益的重要功能。合宪性解释概念理解的分歧、运用形态的粗放、用于裁判案件的诉讼类型单一,是当下合宪性解释司法运用的基本样态。透过深层的制度和理论检视可以发现：合宪性解释司法运用的制度机制有待完善,审判实践指导阙如,理论供给尚显不足。建构诉中与诉后监督机制、强化审判实践指导以及转换理论研究的重心,是完善合宪性解释司法运用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