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耕地保护漏洞的反思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然而一些地方非法滥占耕地现象仍是愈演愈烈。在大量违法用地的案件中,有相当部分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所为。他们为何敢于屡闯耕地保护“红线”？主要原因在于违法占地的“成本”太低,而“收益”太高。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一些弊端也为他们提供了违规的空间。     

经济收益、会计收益与全面收益

收益是财务会计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对收益的理解不同,从而形成了经济收益和会计收益两个不同的收益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全面收益是经济收益和会计收益相互协调和相互转化的结果,它代表着现代收益理论的发展方向。同样,在全面收益基础之上编制的全面收益报告,代表着现代财务业绩报告的发展方向。     

以理财形式受贿司法认定疑难问题

司法机关应当在全面理解最新受贿罪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作出受贿犯罪的定性判断与数额计算,不能直接排除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获取收益未明显超过应得收益行为的受贿性质。通过对利润真实性质的考察与例外情况排除受贿故意,能够从正反双重层面准确把握“明显高于应得收益”的司法认定。不能将接受具有高度风险性的证券、期货等收益机会认定为受贿。     

舆情

过去两周的舆情再度考验民意与决策的关系。继2007年的厦门之后,尔后辽宁、江苏、四川、福建等地先后因环保问题引发群体性抗议,随后均以戛然而止告终,只是至今余悸盘桓。此类事件原因有二,一是民意沟通不畅,官民间缺乏决策信任感;二是利益分配不均,官民未结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政府首先就没有把民意真正纳入决策变量,就很难苛责民众没有把政府的处境与思路纳入考虑范围。对于一个收益与风险并存的项目,如果收益红利     

促进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基于收益分配权理论的分析

促进共同富裕须加强法治保障。相关法律主要以确立并对不同主体基于基础权利/权力产生的收益分配权加以调整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根据主体间性理论,不合理的负向差异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中央与地方、国家内部各区域、国家与国民、国民与国民之间,须通过收益分配权加以调整。在国民层面,对国民基于产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居住权、文化权、环境权、交通权,以及健康权产生的收益分配权进行均衡性调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国家层面,对国家基于征税权产生的收益分配权进行均衡性调整,明确国家税收管辖权,针对数字劳动者征税;完善利益分配制度,均衡划分税收收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引导利益有序流动,由此完善分配理论与分配制度,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政府援助与政治收益 ———以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为例

作为对外援助一部分的政府援助有着独特的作用, 虽然政府援助属于国际经济领域 现象, 但是其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更能够对自身的产生、发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以政府开发援助为 载体的日本战后经济外交, 其产生与发展正是基于政治收益的考虑而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来。     

美国专利证券化的实践与前景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可自由流通的证券的过程。专利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在专利领域的延伸,它源于人们对     

关于建立我国铁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思考

铁路产业投资基金是指以我国铁路运输产业为投资对象,遵循“以获得长期资本利得为主要目的,同时兼顾当期财务收益”的原则,通过发行基金收益凭证将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主要对未上市的铁路企业或项目进行组合式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产业投资基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也称风险投资基金,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于美国,主要投资于高科技等新型创业企业。投资基金通过组合式投资和专业管理打破了传统融资方式的局限,使这些既具有乐观发展前景,也面临较大风险的创业企业获得…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新析——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主体是否包括本犯、主观方面明知的认定、上游犯罪的类型、行为方式的范围以及本罪的保护法益问题,无论在司法实践还是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论,特别涉及与洗钱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存在竞合时将如何区分。在对最近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读的基础上,适当结合德日赃物犯罪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对该罪具构成要素重新认识和探析,理论上结论的统一反过来将进一步明确并推动实践中的做法。     

“执法系统”与“犯罪系统”关系的模型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简单模型,分析犯罪系统和执法系统的成本收益结构,指出犯罪系统和执法系统的成本收益结构有一种达到均衡状态的内在冲动。因此,犯罪现象在一定范围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犯罪系统和执法系统的相互妥协。本文指出,要防止犯罪,就要设法打破两个系统之问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