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制度防治腐败

制度不完善是产生腐败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反腐败要通过完善制度来防治.通过较高的薪水、透明的政务、有效的监督、严厉的法制来约束、遏制腐败.     

从制度上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权力具有扩张性和蜕变性 ,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容易被滥用而导致腐败。在我国 ,“一把手”由于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的现象非常严峻 ,严重地影响到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危及到了党的执政地位。正因如此 ,如何从制度上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 ,充分发挥各级“一把手”在抓班子、带队伍、干事业中的作用 ,已经成为摆在我党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从目前很多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 ,许多“一把手”的严重腐败案件 ,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党委成员主动检举的 ,“事前基本没有监督 ,事中基本难以监督 ,事后基本不是监督”…     

信息化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一个博弈论解释

国家竞争力由国家信息能力、国家策略能力、国家支付函数以乘和方式共同决定,即国家竞争力=国家信息能力×国家策略能力×国家支付函数.其中,国家的策略能力和支付函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信息能力,故国家信息能力的提高往往能够带来国家竞争力的乘方倍的提高.因此,通过信息化来提升国家的信息能力,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一条捷径.     

金融腐败的切肤之痛

普通百姓原来很难感觉到金融腐败的程度之深，危害之烈。今年初，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01年底启动的《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体制、行为和机制设计》(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正式出版。这份报告堪称对我国金融腐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详细和权威的调查，它通过可靠的数字让人们对金融腐败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     

腐败引发的行政成本及其控制

行政成本与腐败有密切关系,腐败引发的行政成本包括政治成本、机会成本、家庭和社会生态成本。腐败引发行政成本的机理包含:政府行政权力行使中缺乏有效制约导致行政成本的非正常化,经济转型诱发行政“寻租”导致行政成本的非常化,政府内部利益化与利益分化导致行政成本的非正常化,政府和公共机构制度化的腐败导致行政成本的非正常化。从遏制腐败入手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必须从政府组织的层面着手,规范各级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从根本上界定公共管理职能,精兵简政,强化预算,依法行政,建立仿企业的高效政府。     

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海外研究关注了中国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的多方面内容,不仅涵盖国内腐败的定义、特征、成因及腐败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关系,还对中国反腐制度、方式、机理、效果、发展方向以及群众的认同程度等作出分析,这些研究关注到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并将相关研究纳入到宏观的治理格局之中,但较少能够产生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其支撑材料也有存疑之处。在研究方法上,海外研究偏好案例分析和数据分析等实证性方法,但存在一味追求"科学化"的倾向和一些重要研究范式的缺失等瑕疵。未来的廉政治理研究应在继续拓展视野的同时逐步发掘本土性特色。     

美国选举腐败的主要形式及成因

选举竞争不但勾心斗角,选举腐败也层出不穷。美国参与选举腐败的行为主体有集体性的利益团体,也有单独作案的个体选民,在腐败形式上表现为故意制造选民缺席投票、贿买选票、选举作假等。美国选举中的腐败问题是钱权交易系统化过程的表现,政治献金成为催生选举腐败的重要推手。虽然美国从立法上对选举中的政治献金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但在司法实务中受到联邦法院判决的影响,政治献金一直未能从选举腐败中杜绝,利益的牵扯及利益集团的操控导致美国的选举腐败禁而难止。     

理性看待“高官落马”

高官落马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事件，自然会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调查的官员级别越高．其过程就必然越复杂、周期越长，也就更需要公众保持耐心和理性，否则就容易出现一些非理性心态：     

确保政府采购在阳光下运行

2003年《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全省累计完成政府采购合同金额3010．88亿元，年均增长12％以上，节约资金467．97亿元，平均节约率达13．27％，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效遏制了采购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发生。     

反腐倡廉须融入改革发展各领域

把反腐倡廉与改革发展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围绕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针对性,又通过反腐倡廉建设为改革发展完善制度、营造环境提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