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是破解云南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必由之路。而融资难是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云南养老服务业发展需要创新性金融支持:一是运用系统性融资理念构建养老服务业金融支持体系,提升财政性资金的杠杆作用,发挥政策性资金的开发效应,加大社会性资金的吸引力度,完善创新性融资的激励机制。二是提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对云南养老服务业融资的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公开、透明、有效、持久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加强政策引导、完善保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形成云南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系统性和市场化融资政策支持体系。     

大数据驱动政府管理创新策略研究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社会经济变革转型的同时,政府管理也面临着极大挑战。本文从大数据时代下政府管理创新的背景出发,分析了目前大数据在政府管理创新探索中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大数据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的思路和策略。     

转型社会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管理职能建设

社会转型推动着政府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心在于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打造服务型政府、推进合作治理是社会管理职能创新的重点。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有助于化解转型社会的矛盾,有助于应对风险社会治理,有助于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升米公事”价值尚在

明人袁宏道任吴县知县时,整顿吏治,精兵简政,轻刑省讼,备受百姓拥戴。尤其是他处理公务快速公允,办事之人至多在城里吃一餐饭的工夫事情就已办好。“升米公事”自此在百姓中传开。细想一下,“升米公事”之所以能赢得百姓赞誉,其可贵之处就在于食“升米”之间“公事”毕,不推不诿。时至今日,“升米公事”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精致的利己主义”害莫大焉

栾庆伟,硕士毕业,毕业后一直在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工作,很快晋升到副教授、教授。后来,他跨入政界,2013年任抚顺市市长,成为正厅级干部。到了政府机关后,他发现权力的魅力无穷,能满足他对金钱的欲望。特别是他到大连高新区和抚顺市工作之后。对金钱的贪婪更加猖狂,最后几乎到了来者不拒的程度,一次几十万、上百万地拿,脸不红、心不跳。栾庆伟的变色人生,无疑是陷入了“精致的利己主义”。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内卷化”及其矫正——基于B市G区购买服务的经验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存在"内卷化"现象,"内卷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官僚化和行政化、契约合同过程的指令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形式化和选择性。造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影响因素,包括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体制、外生性所造成的资源依赖和由此导致的嵌入性控制、志愿失灵造成的专业主义缺失等。矫正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路径应包括建立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三维"制度体系等。     

“任务—能力—动机”视角下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的逻辑探析

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终端,基层政府时常陷入“层层加码”的困局。探明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背后的行为逻辑,对于推进基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任务—能力—动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并非仅与静态体制结构有关,而是多重影响因素动态发展且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的行为逻辑是其经历了任务范畴从经济到“经济+综治”的转换、能力要求从常规到“常规+应急”的转型以及动机偏好从谋利到“谋利+自保”的转变,这三个方面的动态变化是审视与解读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的重要窗口。     

日本电子政府的构筑与发展

日本电子政府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实现了政府办公的自动化、电子化,也使日本国民真正迈入了电子政府的时代。     

对政府在非公有制经济劳资关系中作为的思考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关系问题日趋突出,新的劳动关系格局的出现,导致劳资双方力量的失衡。这一问题的解决要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工会角色职能的转换,积极推进三方协调机制的建立等等。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