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动与自组织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政府推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外在动力,自组织培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又隐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升基层政府能力的需要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现实之间、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以及农村自组织化的要求与自组织行政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改革乡村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以及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是走出上述困境的理性选择。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变迁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为此就必须通过政府体制来限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政府体制面临很大的挑战,而现在中国的政府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加强政府体制改革,本文就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尹锡悦政府对外政策调整与中韩经济合作前景

尹锡悦上台后重塑韩国对外政策,政策基调呈现对美“战略倾斜”态势,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基于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选择性地开展对华合作。受此影响,中韩高技术合作壁垒有所强化,两国供应链稳定受美国因素干扰的风险有所增加,经贸合作受美韩安全合作冲击的可能性提高。然而,受制于美国自身原因及韩国经贸结构,韩美深化合作具有明显的限度,且中韩具有相当规模的共同利益,深化经济合作基础依然牢固。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韩应深入挖掘东亚市场、深化双边供应链合作,有效控制美国因素对两国经济合作的干扰,实现互利共赢。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政府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并把它作为指导未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绿色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绿色发展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全面系统推进绿色发展的法治体系,与国际绿色技术标准存在较大差距等。政府必须完善绿色发展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建立经济绿色治理机制促进经济绿色化,构建全面系统推进绿色发展的法治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绿色发展技术交流合作,打造我国绿色发展品牌,从而全面推进绿色发展。     

政府水环境治理责任：发生逻辑、缺失行为及其制度回应

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最富竞争力的战略资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有责任履行由法律和社会所赋予的职能和义务,也就是维护好社会公共利益和确保公共产品安全,这是政府的本质决定的,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所要求的。但现实中有些政府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滞后性、失灵性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存在思想认识"异化"、责任履行"错位"、处理方式"缺位"等责任缺失的行为表现。重新审视政府水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构建和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制度、水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制度以及水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责任落实,对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排斥性互动:广州非洲人聚集区治理过程考察

通过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发展形态及其治理过程的考察发现,面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带来的治理挑战,地方政府采取了证件查处、以屋管人、亮化工程、优服务和建机制等治理措施,这些治理措施不但形塑着非洲人聚集区的发展形态,也使得非洲人群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排斥性互动关系。这种排斥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反映了外来移民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状态与国家对这些社会空间的治理之间的现实张力。探索广州非洲人聚集空间的发展形态及其有效治理,对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以及促进"异质共存"的城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无缝隙政府：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我国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回应公众服务需求的重要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契合了新时代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鉴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探索与拉塞尔.M.林登的"无缝隙政府"主张相契合,本文从无缝隙政府的视角对城市精细化治理进行深入解析发现,通过推进政府组织变革、优化一线人员配置、培育专业社会组织、完善监督考核机制等措施,或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从割裂到弥合：政府技术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政府技术治理研究正在经历一个"吸纳"与"排斥"对峙的割裂发展阶段,重构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结构,能打开政府技术治理研究的弥合之窗。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的本质属性是多主体使用现代信息化操作工具及其知识体系实现政治和公共行政目标的过程,信息循证主义和数字技术嵌入双重维度及其质化指标共同构成政府技术治理的概念结构。政府技术治理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问题域和权利域、公共需求样态转变亟待回应等外部推力的结果,也是政府为探寻治理创新路径、夯实公共权威的内生选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社会应急管理智慧化和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政府技术治理的可为路径。发挥政府技术治理效用,必然要维系治理价值和技术的平衡,突出治理中"人"的主体作用。     

健康码的法律之维

作为中国应对新冠疫情下社会流动的重要尝试,健康码不仅是一项数字技术,还是一套法律制度。从组织法面向上,健康码是"政府作为平台"的典型例证,行政机关应提升包容性并建立与"整体政府"相一致的组织架构。在行为法面向上,健康码是自动化行政的重要应用,鉴于其对公民自由的实质影响,健康码应满足算法解释和算法审计的双重要求。在数据法面向上,健康码是数据治理的关键一环,为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体权利,亟待设立统一、独立、专业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实现数据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动态平衡。作为紧急状态的紧急措施,健康码不可常态化,在全球疫情大幅缓解后,健康码须脱离强制性,成为公民自愿选择的公共服务,相关个人信息亦应及时删除或匿名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