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庆家:敢“挑刺”善代言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敢于说真话,敢于‘挑刺’,不怕得罪人,这才能对得起人大代表头顶的光环"。——肥东县十六届人大代表夏庆家乡镇人大主席岗位经常被人认为是"一线的位子,二线的干部",但2011年2月,肥东县十六届人大代表夏庆家担任撮镇镇人大主席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镇人大主席的职责,在工作期间,他也一直把自己的     

教唆自杀行为的可罚性根据新探

我国刑法未将教唆自杀单独定罪,但实践中一般将其作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是杀人罪处理,因此寻找其可罚性根据实乃罪刑法定原则之要求.本文的任务并非在应然层面上探讨教唆自杀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旨在实然层面上为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寻求理论上的根据.在对传统观点评述的基础上,提出采单一正犯、纯粹的惹起说等新思路.     

高一涵思想研究的拓荒之作——评《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

五四时期是精英辈出、群星闪烁、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奋进时代。翻开《新青年》这一历史画卷,一个个耀眼的名字映入眼帘。今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但另有些并非不重要的人物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高一涵就是此类人     

白色恐怖下高度警觉的宋庆龄

<正>解放前,腥风血雨、变幻无常的残酷现实,使宋庆龄练就了一种对敌斗争的高度警觉性。对此,原中共特委三科董健吾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担任过5年宋庆龄通讯员的董惠芳有着很深的印象,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对敌斗争的经验。当时,年仅13岁的董惠芳刚担任通讯员工作没多久,有一次,她奉命前往上海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家送情报,刚走到大门口,正要揿门铃时,忽听门内有说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文学形式”思想述论

形式主义文论文学形式思想有三个发展阶段:语言形式阶段,侧重文学语言特殊性的研究,借助文学语言的特殊组织,文学成为一个审美自治的领域,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本体形式阶段,侧重文学形式与意义结合为有机统一体,文学具有向本体世界追寻的能力,在现代社会具有精神救赎的作用,以英美新批评文论为代表;功能形式阶段,侧重文学形式与社会精神结构之间的关系,文学处于社会精神结构的指定位置,通过阐释活动建立起文本与世界的联系,以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为代表。     

前沿视点

有制约才有真话宫秀川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认为,说真话是我党在各个时期都积极倡导的,对于党和人民之利是尽人皆知的,为何我们一直提倡说真话,而假话还是很有市场?因为说假话安全,说好话圆满,多说一些恭维的话、阿谀的话、吹捧的话,不仅可以给某些领导带来一份好心情,说假话者也可能因此得到一份好回报,因此假话成了一种无成本的投入和廉价的贿赂。而这背后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听假话,有听假话的需求,假话自然就有市场。假话的需求从何而来?大多是来自于大权在握的领导者。只要领导高     

契约精神

正是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取而代之,让在最初状态不平等的个人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与美国总统陵墓为邻的孩童坟墓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墓碑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男孩不幸坠崖     

人大工作和民主法治建设座谈会述要

6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召开部分专家学者座谈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东华大学、上海大学、市委党校、上海政法学院等方面的7位专家学者与会。学者们主要围绕人大制度、党与人大关系、人大监督、人大代表的产生及其职责、政治参与等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座谈交流,提出了有关意见和建议。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政治学部主任程竹汝认为,人大是法制内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民主形式,人大要拓展的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监督。监督权占人大权力的50%。对人大监督,社会舆论有不少议论。他认为,世界各国议会普遍的监督形式是质询。我国法律对人大质询也给予了授权,但使用的只是个案。究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     

周恩来为何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

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即使遇上极其复杂的问题,也能冷静地思考,从容地面对,这是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很好的涵养,再加上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历练。然而,在1973年的5月,周恩来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却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周恩来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1973年是十年浩劫的第八个年头,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尽管肩负着党和国家重任的周恩来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