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问题出在哪里?

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推进,政府投入巨大,乡村发展良好。但学者吕德文等调研发现,一些项目工程中,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资源进村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如华北某城市一远郊村,100多户人家,政府为该村配置了7个保洁员,环境仍一塌糊涂。原来,村里有了保洁员,村民就不在意公共卫生了。村干部则想增加投入来改变现状,向上级要了50万经费,开展了村庄环境整治、党员扫大街等活动,效果仍不理想。事实上,这种情况很普遍。     

我国古代的“中央巡视组”是如何工作的——访中国法制史学界泰斗张晋藩

在这一轮如火如荼的反腐行动中,中央巡视组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无论是中央巡视组接待处前排起的队伍,还是大批被中央巡视组查出问题的落马官员,都是其成绩的印证。我国历史上,与中央巡视制度颇为相似的制度安排,被称为监察制度。《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法制史学界的泰斗级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     

“开绿灯“”摘红灯” 让医疗保障“路路通”

<正>疫情发生以来,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以疫情为命令、以防控为责任,立足医保服务"有温度"、关切群众"急需求",两个多月来,创新推出"医保服务八个办""身份证号结算""增定点""长处方""导航购""个人账户购买防疫物品"等惠民便民举措30余项,将抗击疫情期间医保服务与"办事不求人"深度融合,有效拓展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切实推动"办事不求人"向纵深发展。     

加强社区建设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治理经受严峻考验,也暴露出一些短板.随着党员“双报到”制度的逐步落实,社区治理力量得到快速补齐,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统筹能力不足、办法不多.社区党组织在组织、宣传、动员党员,特别是动员群众方面,手段...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意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现着四重逻辑:对权力监督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是其理论逻辑;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回应是其现实逻辑;对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其历史逻辑;完善监察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其价值逻辑。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是国家监察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实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的转变,构建了权威高效、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督体系,走出了一条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军需物资转运站开发利用探析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军需物资转运站曾是抗战后方的"大本营",为抗战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随着近些年抗战文化资源被不断地发掘开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军需物资转运站也得以重回人们的视野.但是在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其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文章建议在开发利用时应遵循"紧贴实际、紧跟社会需求,统筹谋划站...     

欧盟监察专员制度的产生及运作

以丹麦监察专员制度为蓝本,吸收和借鉴欧洲诸国监察专员制度百余年来的运作经验,为监督欧盟机构和部门实施良好的行政和保障欧洲公民权的实现,欧盟建立了目前世界上惟一的超国家的监察专员制度——欧盟监察专员制度。本文将从它的产生历史、运作状况和发展前景等方面来对这一独特的制度作一初步描述。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管辖主体研究

2018年我国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强调要“既抓涉黑组织,也抓‘保护伞’”,并对深挖黑社会性质组织背后的“保护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作为我国刑法中与“保护伞”最有对应性的罪名,其管辖主体却存在着实践与相关规定错位的现实状况。无论是“两个一律”的新要求,我国历次“严打”与打黑专项工作的不足,还是公安机关不再适宜作为该罪管辖主体等情况,均亟需通过调整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管辖主体予以应对。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更加重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渎职性,将该罪管辖主体调整为监察委员会,将更有利于形成长效腐恶同除机制。     

县区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

县区政协是人民政协序列中的最基层组织,也是直接连接社会阶层群众、沟通协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问题的平台和纽带,但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在参与国家治理中遇到多重困境。作者基于2018年至2020年对全国多地进行的访谈、座谈、观察,并参考学术界相关研究,认为县区政协存在"二线"人事安排与编制配比、人员构成不专业、人格化协调、随意协商、交办类协商与事后仪式化协商过多等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县区政协横向缺乏有效衔接、纵向处于资源配置末端的结构性症结,体系、过程、政策层面的功能性短板以及主体角色的人格化张力。进入新时代,县区政协专门协商机构效能亟须提高,需要从制度规范、结构优化、平台建设、完善机制与创新理念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