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价值及其结构

保障自由(包括行为自由与思想自由)是刑法的根本价值,而作为刑法根本价值的保障自由包含着保障其行为没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少数人的权利或自由"。维护秩序是必然性的刑法附属价值,且不可脱离权利或自由予以把握。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都在刑法正义价值的统摄之下,但刑法的正义价值以保障自由为主、以维护秩序为辅作为自己的应有结构,而此价值结构符合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而符合科学发展理念。     

醉酒驾驶犯罪调研报告

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对新增的醉酒驾驶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争议。笔者对河南省新密市自2011年5月1日来办理的71起醉酒驾驶刑事案件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分析,揭示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在实践中认定的情况和存在问题,以期对醉酒驾驶行     

论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互联网得以普及的今天，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犯罪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网络环境下涉及知识产权的犯罪，在刑法上予以保护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在网络环境下侵犯知识产权这种犯罪形式在刑法上也存在入罪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概念的基本分析，并结合目前我国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刑法立法现状。为我国知识产权在网络环境下进行刑法的保护提出相关合理的建议，以期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犯罪起到很好的打击作用。     

关于西方刑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可以说，我国近现代刑法并非本土化产物，而是西方舶来品。鉴于此，我国刑法理论研究者以及司法实务者必须加强对西方刑法史的认识与研究，才能更好的熟悉、了解我国刑法，使其真正本土化，从而更好的为我国理论界以及司法界服务，更好的为我国法治的构建服务。然而，时至今日，虽然我国已出版了大量的刑法学著作，学者也发表了大量刑法学方面的论文，然而，遗憾的是，从内容上看，涉及西方刑法史研究的著作与论文数量极少，这对我们研究西方刑法史以及完善我国近现代刑法十分不利。本文主要从西方刑法学术界关于刑法的定义、西方刑法的历史渊源极其变革三个方面对西方刑法史展开深入研究，以期对我国刑法的完善以及法治的构建有所裨益。     

浅析社区矫正的执法公信力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两院两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颁布实施,"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刑相对应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获得了立法确认,监禁刑执行和非监禁刑执行统一协调的刑罚执行体系正式形成。与此同时,伴随着人民群众及公众舆论对维护自身权益的追求,对良好社区服刑罪犯监管社会秩序的期待,对社区矫正执法行为的关注不断提升,日益繁重的社区矫正执法活动对开展刑罚执行工作的规范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形成了挑战,任何不规范的执法     

《刑法修正案(八)》后数附加刑的执行

"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规定: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这种规定只明确了附加刑与主刑之间采取相加执行(或称并科)规则,并没有明确数附加刑之间如何进行合并执行。《刑法修正案(八)》对数附加刑执行的规定,对司法习惯影响不大,但引发了两点争论:第一,数有期剥夺政治权利刑合并应否继续实行限制加重?第二,没收全部财产刑和罚金刑的执行应否继续实行吸收?本文认为,对数有期剥夺政治权利刑合并采取限制加重原则,较为合理,即主张继续沿用司法习惯做法实行限制加重;对数附加刑"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应解释为按照先执行罚金刑而后执行没收财产刑的顺序分别执行,基调是相加执行,关键是明确分别执行的顺序:先执行罚金刑,后执行没收财产刑。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关系新探

聂立泽、胡洋在《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撰文认为，从用我国刑法立法中的交叉竞合关系、刑法解释中的行为对象理论和刑事司法中的罪名转换规则等视角，可以探究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从立法到司法、从静态到动态的辩证关系。     

严打网络谣言 刑法必须亮剑

从"张海迪入日本国籍",到"雷锋生活奢侈",从"7·23"动车事故外国人获"天价赔偿",到红十字会"强制捐款"……这些曾经在网上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谣言,都出自红极一时的网民"秦火火"等人之手。从公安部获悉,网民"秦火火"(真名秦志晖)、"立二拆四"(真名杨秀宇)和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其他2名成员已被北京警方抓获。目前,秦志晖、杨秀宇已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非法经营罪依法刑事拘留。"谎言重复一千遍     

以被害人为视角的美国刑法理论

受被害人学理论以及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美国被害人刑法理论,以新的视角审视刑法基本命题,其既关涉犯罪圈的限缩与扩张,也包括对刑罚的正当性命题。整体来看,美国被害人刑法理论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立场和谴责被害人的立场并存;被害人行为之于行为人犯罪与刑罚影响根据具同一性;主张扩张被害人行为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适用范围。     

论刑法回应社会热点事件的限度——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冒名顶替”入刑为视角

通过回应社会热点事件以增设新罪名或增加已有罪名罪状是刑法膨胀的主要路径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通过特别是其中对"冒名顶替"的犯罪化,再一次强化了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程度。基于刑法治理社会的手段属性,其具有回应热点社会事件的合理性。基于"冒名顶替"行为本身的恶劣程度,将其入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某一行为能否进入刑法的规制视野,应当综合考察行为所侵害法益的确定性、行为的类型化、行为的可归责性等内容,并兼顾报应和预防的刑罚观。过度地以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仓促、频繁的回应与刑法条文类型化本质相矛盾,易忽略对引发社会问题深层原因的探索,导致刑法权威性丧失,公众刑法信念被削弱。基于犯罪标签的难消解和犯罪附随后果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我国当前并非是以刑法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佳时机,刑法应谨慎回应社会热点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