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明出版新作《律师中国》

作为全国律协的一名工作人员，作为《中国律师》杂志的总编，刘桂明曾经为律师界奉献了12年，为此，他对律师事业倾注了一片深情。最近，他将自己对律师这个行业的深情款款、忧思绻绻全部倾注到了他刚刚出版的新作《律师中国》。     

胡凤子和《通俗报》

1952年，解放前上海滩上近百种小报早已全停止出版，解放后一时获准出版的《大报》、《亦报》也相继停办，整个上海民营报刊已寥若晨星，此时，报刊园苑中却绽放出一朵奇葩：不是报的“报”——民营期刊《通俗报》出版了，并且很快在全市街道里弄和居民间争相传阅。     

祝贺长宁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长宁区选民踊跃参加换届选举工作

作为上海市涉外程度较高的城区之一，长宁区内共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办事机构和来自114个国家近两万多名境外人士。同时也是上海乃至全国的“数字化先行区”。多媒体产业园是上海两个“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园区”之一，去年又被授予“全国文化产业出口示范基地”称号。在今年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中．共有42家企业在园区参加选民登记工作，其中外资企业占41％。     

南京政府出版政策的思想渊源初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其渊源则是国民党两代领导的思想差异所致。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包含了出版自由,具体表现在其对出版重要作用的认识及其对出版事业的重视上。而在蒋介石的思想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又受到封建帮会思想、军事法西斯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而这些复杂因素构成了南京政府时期出版政策的渊源。     

数字时代的软件版权保护技术：技术双刃剑与另类创新

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作品复制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和由此形成的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严重威胁，著作权保护机制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如在难以追究网络中众多个人侵权者责任的情况下，著作权法中第三人责任（间接责任）制度得以迅速地确立；为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和传播数字化作品，著作权法又引入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但这两种新制度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著作权是否过度扩张、是否影响高科技发展和公众获取作品自由的担忧。同时，数字技术也改变了原有的著作权许可方式，新的利益平衡机制正在形成之中。本组论文对这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独到见解。无论读者是否赞同其中的结论，或许都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数字环境下的版权补偿金制度

版权补偿金制度是通过向复制设备生产者收取费用用于补偿版权人的一种制度。目的在于协调版权专有和公众获取作品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作品创作和传播利用。从法理看,版权补偿金能够矫正私人复制作为合理使用的偏差,解决个人使用与版权的冲突。从经济学角度看,补偿金制度是以公共政策的介入,解决私人复制造成的市场失灵。     

“心态失衡”析

一到年初，县上又像往年一样给乡镇下达各种考核指标：大豆发展多少亩，花椒发展多少亩。海椒发展多少亩，招商引资多少万元，企业产值达多少万元……而且每个数据都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容不得半点讨价还价。     

学好《江泽民文选》 构建和谐揭阳

《江泽民文选》（以下简称《江选》）的出版，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江选》的出版，为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学好《江选》，对构建和谐揭阳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新的气息 新的感觉

打开近期出版的《党课》，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这种感觉并非是震惊，而是舒心。作为一直关注《党课》的忠实读者，看到《党课》的诸多变化，确实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