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及代表的监管问题研究

1992年我国正式对外开放法律服务市场，最初外国律师事务所仅获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海口5个城市开设数量有限的代表机构。到2003年人世后．我国承诺全面取消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机构的数量和地域限制。截至2009年12月，已有来自18个国家的外国律所在我国设立了共188家驻华代表机构。     

清水县“五抓”促进专业技术领域党员发展

近年来，针对专业技术领域党员数量较少、年龄老化、发展缓慢的现状，清水县从5个方面狠抓党员发展工作。一是抓引导，解决“源头”问题。县、乡各级党组织分工协作，用思想教育启发，用政治工作吸引，用党员模范作用感召，加强了党员“源头”的开发工作。     

加强士官党员队伍教育管理的几点思考

随着军队士官制度改革的拓展深化，士官党员数量规模不断扩大。据调查，目前部队士官党员占现役军人党员的458％、士兵党员的96．3％。虽然绝大多数士官党员素质较高、作用发挥比较好，但也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据17个旅团调查，近3年因违法违纪受处分的士兵中，92％是士官党员。如何抓好士官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各级亟需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食物权在我国的宪法引入和内涵延伸

随着相关国际公约以及区域性条约对食物权进行明确规定,很多国家已经将食物权引入到宪法中作为保证公民“吃得饱”的权利,并且为国家设定了相关义务和实现机制.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我国宪法中并没有食物权的概念,为履行我国缔结的相关国际公约的义务,在法律层面保障我国基数巨大的贫困人口的食物需求,我国有必要引入食物权的概念.另外,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现状加上面临转基因食品、纳米食品等高科技食品潜在威胁的挑战,结合食物权暗含食品质量安全的本意,应当将食物权的保障范围延伸到食品质量安全的领域,以实现食物权既能保证公民的食物数量充足又能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双重目标.     

新媒体条件下的表达自由及其界限——以药家鑫案为例

新媒体条件下的表达自由除了推进社会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外,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药家鑫案件审理前后,新媒体中表达自由的异化,就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因此,在依法保障表达自由的同时,也需要为新媒体中的表达划出界限,这种界限主要应立足于对言论与行动的区分、言论真实性的审查、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以及特殊身份主体表达自由等等方面的考虑。同时,这种界限的划定也应该是由合法主体依法进行的,而并非由新媒体提供者单方面确定。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什么是科学的发展观?阿玛迪亚·森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这表明发展观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克服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把发展的焦点由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了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这项工程尚处于发展之中,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亦未产生出普遍认同的解释模式.但这种思潮已经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性别研究、儿童发展和保护方面初见成效.各国都有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实践报告.     

浅析城市的防洪减灾及人与洪水的和谐相处

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数量和规模也在逐渐加大.城市的发展使城区局部暴雨频次增多,雨量加大;洪水径流量增加,汇流加快,洪峰加大.面对这种情况,如采用完全防御外部洪水侵入的传统防洪战略,防御同样量级的外部洪水堤防的高度要成倍增加.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会提高防洪标准,即便维持原有的防洪标准也很困难.我国的城市发展状况,决定了城市防洪不可能完全消除洪水灾难.所以无论从经济、技术或风险的角度,都需改变传统的防洪战略,主动适应洪水,与洪水和谐相处,实现城市的防洪减灾及人与洪水的和谐相处.     

政府“造节”背后的“政绩焦虑症”

正江西瑞昌市,一个紧邻长江、隔鄱阳湖上百里、只有13.8万人的小城,不产"鄱阳湖龙虾",却耗资600余万元大张旗鼓办起了"首届鄱阳湖龙虾节",结果,想造势却"肇事",200多人参加龙虾宴导致急性肠胃炎入院治疗,百姓怨声载道。(8月14日新华网)瑞昌市的龙虾节可谓地地道道     

基层人大代表要数量更要质量

目前,全国范围内,一些省市区的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已经结束,一些省市区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的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比上一届有所上升,是这次换届选举的显著特点。     

切实解决基层安全生产监管中“四个矛盾”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基层安全生产监管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当前工作中突显的“四个矛盾”亟须解决，主要是：安全生产监管任务重与监管能力低的矛盾、安全生产立法滞后与监管实际需求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与依法实施监管的矛盾、安全监管人员监管责任风险与人身安全保障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