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时代的译海冲浪——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探析

浙江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以朱生豪、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浙江学人曾为中国现代翻译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虽历经艰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展了这一优势,并形成了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三大优势和特色:以飞白、吴笛为核心的世界诗歌翻译,以宋兆霖、吴笛、沈念驹为核心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以飞白、郭建中为核心的翻译文学理论探索。     

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断想

如果把由人与人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比作地球,文化就像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大气,了无踪迹但又不可或缺,文学则犹如空气中的臭氧分子,是构成文化的成份之一,它的存在与否虽不会对社会构成直接威胁,但长远看来,缺少了文学的社会也许不会像今天一样的精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文化的重要地位不能被忽视。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文学与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调整了彼此之间的位置与距离,并在不断地摸索中共同前行。     

抄、炒、吵、钞出书四重奏

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著书癖在人群中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们表明，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力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     

荀子政治思维及其对君权合理性的构建

荀子认为孟子以性善预设在人性和人本质间建立的同一性关系,有导致藐视外在权威的危险性,故提出“性恶论”,在人性与人本质之间预设了对立状态,这不仅使他有可能将化性起伪的宗教性义务强加给每个个体,也使他顺理成章地否定了个体在履践这一义务过程中利用内在性资源的可能性,从而自然地引生出人存在合理性的获得对礼义、君师、圣王等外在的政治性权威的天然依赖。君主在化性起伪中所担当的宗教性使命,使其最终赢得了全方位控制社会资源乃至每个个体精神世界的权力。在先秦诸子中,对君主专制权力合理性的论述,无人能与荀子比肩。     

玛·尤瑟纳尔其人其书——《哈德良回忆录》和《北方档案》译后感

法国当代女作家玛*尤瑟纳尔以77岁高龄步入法兰西学院的殿堂,成为20世纪后期法国文坛的领军人物.读者从<哈德良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作者对哈德良这位盖世英雄为拓展与维护帝国疆土而驰骋疆场的崇敬,对其内心世界和人类文明命运的探究.其作品,无论历史的或自传体的小说,或其他体裁的著作,全都充满着今与古、此与彼、我与他、灵与肉、具体与抽象的对话.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

文化研究虽然兴起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但它却以其深厚的理论积淀向文学研究发起了冲击。它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特性,更多地关注文学文本以外的因素,并且淡化文学经典,把非经典、非精英文化提到相当的高度。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是全面的,但它们实质上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     

大型交响民族史诗——壮天歌

序(山村：老人与少年的壮语对话)少年：阿公．天从哪里来的?地从哪里来的?老人：不知道,只有布洛陀才懂。少年：那你知道山从哪里来的?河从哪里来的?老人：不知道．你去问布洛陀吧!少年：布洛陀是谁?老人：布洛陀是我们壮族很老很老的老祖宗。少年：阿公见过他吗?老人：见过!少年：在哪里见过?老人：在梦里,在山歌里。     

略论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冯桂芬是近代中国具有开拓意义的、务实、深刻、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是: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鲜明地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唯善是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冯桂芬的思想对于理解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挑战时的能量与机制,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前建都期北京文学的地域特征

不同时期的文学所呈现的成果形态不同,所表现出的地域文化特征亦不同.北京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其文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线索和规律.边荒色彩成为前建都期北京文学的地域特征.     

基于体育文学角度的体育与文学关系探究

基于体育文学角度的体育与文学并不是毫不相干的独立体,他们在精神追求,“人性”建立,审美理想,存在依据和起源上都存在相关的联系,只有将体育注入文学,才能使文学活力十足,只有将文学力量以体育的形式展现出来,才能让人们感觉到文学鲜活的存在.本文就基于体育文学角度的体育与文学关系展开有益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