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多边机制。本文试论述当前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合作的新特点,并为进一步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提出对策建议。     

新常态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经济哲学探究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经济新常态表明,在产能过剩、物质需要有可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应当把文化需要的满足、把精神生产提到重要位置.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应当在吸收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动向和新路径

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成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常态。但高校腐败滋生,"象牙塔"也日益成为腐败渗透的新领域,腐败主要集中在招生、科研经费、学术研究、后勤基建等方面。因此,只有通过统一思想认识,增强政治意识;落实"一岗双责",构建长效机制;紧扣三个"关键点",狠抓作风建设等措施,才能推进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廉洁校园。     

对当前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新工业革命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刚刚过去的2017年,我们看到了以新一代网络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新动向。人类社会以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跨度大概是1785～1840年前后,走过了将近60年。以电力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跨度大约是1870～1970年,经历了大约100年。     

“新左翼”的缘起和“文化转向”

通过回溯和分析历史背景、事件和代表性人物,本文对英国"新左翼"的缘起以及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在其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展开论述。二战之后,"富足社会"的出现、笼罩着全世界的"冷战"阴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一些"失误",使得西方社会主义事业陷入空前低谷。然而,一批坚守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并未退却,而是不断地寻找资源,希望能够为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找到突破口,他们在共同理想的吸引下聚到一起,从而成就了英国的"新左翼"。虽然思想迥异,但他们普遍意识到,在既往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文化的维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在社会主义事业这一"长期的革命"中,"文化"应扮演重要的角色。为此,他们不断著书立说、创办杂志并投身于现实的政治运动之中,从而成为西方世界思想图景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作为国体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列为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的思想还需进一步挖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曾将统一战线上升到"国体"的高度,这个规定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是否坚持统一战线、能否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决定革命成败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为统一战线的发展赋予了更坚固的基础,进一步把握其内涵和发展轨迹,能够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做出新解读。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实质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统一战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关系,也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不可能的。有着顽强生命力和内生性的统一战线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大方向之一。     

亚太新格局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之研究

自2010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紧展开各方面新的部署,美国的举措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和地区格局影响重大。本文分析了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亚太地区局势产生的影响,提出亚太地区正面临战争与和平、独赢与普赢、猜忌与互信的抉择。文章探讨了亚太新局对两岸关系的影响,认为两岸难以超然于亚太新格局,两岸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但在亚太地区新的矛盾冲突中,两岸可以从新的视角谋求共同出路。     

新世纪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以“反攻”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为例

某些台湾作家在新世纪对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或分类史所做的“反攻”,主要是出版《台湾新文学史》或类文学史的著作,对“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组成部分”、“反共文学”是一种逝去的文学、“皇民文学”就是汉奸文学的观点作出反弹。他们从政治上和学理上清算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观时,还把岛内的统派学者“捆绑”在一起．。代表人物有钟肇政、陈芳明、林瑞明、谢辉煌。     

基于亚洲新安全观的克什米尔问题解决方案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克什米尔问题始终是困扰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核心问题,其间战争与冲突时有发生,不仅阻碍了印巴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对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为了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各利益攸关方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尝试包括来自印巴双边的谈判方案、联合国的公投方案和外部大国的介入方案。鉴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印巴国力差距持续拉大以及由此而来的认知和心态的重大变化,加大了问题的解决难度,使得上述三种应对方案或尝试均陷入困境。因此,基于现实,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印巴双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而中国积极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束缚,提出全新的安全理念,可以为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的地区性解决方案,值得印巴双方重视。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