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选择的困境及其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克服——印第安纳学派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述评

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是印第安纳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它是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从"囚徒困境"到哈丁的"公地悲剧",再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模型告诉我们,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要想避免非理性的后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私有化,要么构建一个外在的政治权威.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则在二者之外提供了一个新的办法,其核心是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利用资源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资本,赋予治理组织充分的自主权,通过"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以此摆脱集体选择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一种谱系

马克思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影响深远,对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及国家分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在国家性质和国家职能等问题上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使得国家理论在它们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谱系。     

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共享安全”的理论渊源

"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西方渐进式经济转轨理论述评

20世纪末期,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历程,这场史无前例的“实验”被归结为两种模式:激进式转轨和渐进式转轨。从目前的经验来看,后者经济绩效优于前者。究其原因,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独具特色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兴的演进经济学都对此进行了解释。本文将对目前西方流行的有关渐进式转轨的观点进行一次述评。     

整合进路中的发展策略:伯克利学派的理论纲领——兼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伯克利学派是在工具主义思路和改革法制、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向下探求一种规范主义的法社会学,力图超越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的二元对立,重新整合法律、政治和社会的理论.伯克利学派的理论纲领主要沿着一种整合进路展开,其中所运用的发展策略对其法律理想类型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自相矛盾:强调法律的"内在动力"而忽视外部条件;法律理想类型的构建与强烈的社会改革倾向之间呈现一种紧张,从而弱化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     

判例法中的理性与命令

一尽管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是我国涌现出来的三四个伟大法哲学家之一,但他很少,精确地说是从来没有被人们称为任何具体"法学理论"的创立者。于他而言,各种流派的法哲学代表了人类事务中的重要力量,他花费了很多时间致力于其研究。同时,他自己那并非中庸的法哲学却始终远离了理论争锋的角斗场。于他而言,这不是     

从极端到理性 刑罚个别化的进化及其当代意义

@@ 在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刑罚个别化问题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老问题.然而,有生命力的"老问题"不会固步自封,会随刑法现代化而进化并彰显其时代意义.在发展历程上,刑罚个别化已经历了一个"早期极端形态-近代极端形态-现代理性形态"的进化历程,其实质是刑法现代化在刑罚问题上的发展体现和刑事责任评价根据在理论认识上的进化表现,并使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具体在刑罚适用问题上,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形式走向实质、从机械走向灵活.然而,从既有理论及其争论来看,因理论上对刑罚个别化进化过程的梳理不够,而仍有众多论者坚守其"极端"形态,并由此否定刑罚个别化的现代意义或对其进行"支离破碎"或"断章取义"的理解与应用.这不仅使实质化刑法基本原则难以在刑罚适用中贯彻施行,而且会导引当今量刑规范化改革走向片面.     

“制度工作”理论：兴起发展、前沿研究与评价展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组织研究与制度方法的有机结合使组织学新制度主义获得了开创性的发展,但在发展之初,以组织“同构”为代表的研究重点关注制度如何塑造组织行为,忽视了行动者对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因而在解释组织多样性及制度变革时表现乏力。2006年,以Lawrence和Suddaby为代表的学者整合组织学新制度主义领域散落的关于能动性的研究成果,创新性地提出了“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概念,关注组织或个体在创造、维持和破坏制度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行为,弥补了本领域微观基础研究的不足,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本文对过去十多年关于制度工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系统介绍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和理论前沿,通过详细分析近五年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探讨未来哪些理论命题仍有待研究论证以及对我国制度建设研究的启示和借鉴。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北大核心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路径,在外部资源借鉴与内部理论完善的双重动力下发生建构主义转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中获取建构主义研究灵感,为了弥补研究不足、促进理论融贯、扩展内生维度,改造政治科学观念研究的分析术语并拓展观念因果机制研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衍生出侧重利益建构、内在因果、观念塑造的观念制度分析路径,强调主体间性、话语阐释、意义框架的话语制度分析路径,以及看重修辞策略、符号互动、叙事结构的修辞制度分析路径。总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建构主义转向的启示意义,需要归纳建构主义取向制度研究在动态视角、研究基础、因果阐释方面的突出贡献,反思建构主义取向制度研究在研究定位、分析维度、利益界定方面的现有局限,据此提炼本土政治学概念构建、方法运用、议题扩展的理论发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