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理念蕴含环境伦理思想的逻辑研究

人的社会化过程与自然的历史化过程之间存在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关系.绿色发展理念是基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其中蕴含深刻的环境伦理思想.首先,把认识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的循环演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伦理基调的起点,深层次揭示人为什么应该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命题;其次,把处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作为逻辑主线,具体明确地揭示人应该如何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色发展道德命题;最后,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环境伦理诉求的逻辑归宿,深刻阐释实现其目的背后蕴含的核心、本质和路径.     

法治思维视阈下科技伦理教育观完善探析——基于当下科技发展中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现象的思考

学术瑕疵类、学术垄断类失范行为之所以普遍存在,与科技伦理教育观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的科技伦理教育主要存在法治意识淡薄,忽视培养具有法治思维的科技伦理专业人才,以及缺乏法治化制度保障等问题。然而,法治思维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思维,具有将其引入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实现规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以净化科技伦理生态的道德理想,需要在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中融入法治思维并凸显法治作用,从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法治屏障。所以,法治思维视域下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完善应从德法并重,严重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应以法律规制为主,且科技伦理教育中亟待重视法治思维的培育等方面着力;法治思维视域下,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对于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培育应从增设科技法和知识产权法课程,强化警示教育,且在对于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学术研究和立法规制等方面努力。     

北魏“殴主伤胎”案中的司法适用问题探析

在北魏刘辉"殴主伤胎"案的司法过程中,灵太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曾试图干涉本案的司法运作,提出从重处罚刘辉、容妃、慧猛及其兄长等五名当事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灵太后为提高本阶层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权利的改革意识,另一方面,灵太后为女性群体所作出的努力是有限的。其背后因素是复杂的:既在于法律儒家化所呼应的是北魏的政治制度特征与汉化需要,也与鲜卑女性传统的演变有所关联。另外,导致这出皇室婚姻悲剧的原因,除了妇女史学者所强调的"男尊女卑"、"夫尊妻卑"倾向,与家庭史所关注的家庭成员角色塑造、夫妻二人的脾气秉性均有关联。这提醒我们,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案件时,除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去关注传统法制中的制度性盲点,也需要规避"女尊男卑"的潜在倾向。我们所追求的良法之治,不应当是绝对对抗的性别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将为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怎样的研究路径和思考范式,尚需摸索。     

数字时代司法责任伦理之守正

在数字化浪潮下,司法活动呈现出"去责任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责任感的缺失和责任推诿的加剧,因而亟待法学界对司法责任伦理予以革新。数字技术导致司法责任消解的机理是复杂和多元的,主要源于其兼具权威性与非权威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机械性与能动性等多重面孔。当前我国司法工作中的数字技术主要被应用于证据指引系统、风险评估工具、在线诉讼平台的开发等事项上,这些领域也是司法责任伦理冲突最为激烈的场域。数字时代应当坚守人本主义司法责任伦理,准确界定机器、技术人员、系统部署者与司法官的责任框架,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树立科学的责任观,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和完善符合时代特征的司法责任体系。     

当前财经价值观变迁中的隐忧

对财经素养的传统理解往往局限于"理财素养"层面,认为财经素养就是理财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然而,这种惯常的理解忽视了财经价值观的重要性。财经知识与财经能力决定个体在理财道路上能走多远,而财经价值观意味着个体是否具有对待和追求财富的正确姿态,决定了个体的财经决策和行为在方向上是否合理。证据表明我国公民的财经价值观变迁表现出一些不良趋势,如一味追逐物质财富但不遵守财经伦理规范。这种趋势可能与日益泛化的商学院思维以及市场的规则属性和动力属性之间的不平衡有关,通过这些方面的深入反思和改革,方能形成培育健康财经价值观的良好土壤。     

共同富裕的慈善伦理支持

作为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中有重要价值。慈善的本质是伦理的,慈善伦理通过"柔性调节"减少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支持共同富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大慈善概念立论,慈善伦理对共同富裕的支持是全面而有力的,它为共同富裕创造了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理念是从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走过来的,它打上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传统的"仁爱"理念在新时代要变革与升华。共同富裕呼唤构建21世纪中国慈善伦理理念体系,这一慈善伦理理念体系应以"新仁爱"为基本原则,包含平等、尊重等重要内容。在操作层面上,要建立动机与效果相结合基础上的"效果优先、兼顾动机""分类分层次"的方针,以有利于慈善伦理推进共同富裕的事业,并重点研究通过法治建立慈善伦理支持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可信任:人工智能伦理未来图景的一种有效描绘

可信任人工智能的构建发端于人对技术伦理旨趣的审度,可信任的存在逻辑在于人工智能创建了基于任务和基于目标信任得以产生的可能条件,并在与人类的交互之中呈现出某种关联性的信任。可信任人工智能应基于信任边界厘清的前提下,兼顾技术伦理学的通用原则和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特性,在有效监督和对技术动态的发展与应用的审慎批判中,确保人工智能向善。反观欧盟的"可信任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其所阐述的技术与非技术两个方面的构建路径、判别标准为可信任人工智能实现提供了有效的实践保障,但其对信任边界问题的搁置或排除则使其有效性遭遇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