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融入与文化认同——在京流动大学毕业生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模型

在京流动的大学毕业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作为文化体的"北京"和作为地域体的"北京"两方面的社会认同一定有其独特之处。通过对800名在京流动大学毕业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北京的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都受到收入、住房和一般性社会交往的积极影响。然而,在京流动大学毕业生群体融入老北京文化需要更多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撑,以及更长时间的文化融合过程。该群体对北京产生积极的地域认同相对现实而可得,因为他们的这种认同更多的是出于大城市带来的经济及职业成长等切实利益。     

开出复工“保险单” 跑出复产“加速度”

3月25日,随着我省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从有选择性地"按下暂停"到全面走向"重启恢复"。近两个月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坚持防疫生产"两手抓、两不误",全力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确保各类生产要素有序流动,为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按下了"快进键"。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脱钩”、“上套”发挥中介机构“正能量”——浙江省温州市推进中介机构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多年来，浙江省温州市各类中介机构在推动生产要素流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2年底，全市共有中介机构7700余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温州的市场中介领域也因改革滞后、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而出现行业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为此，温州市于2011年下半年开始．以清理规范为切入点，开展中介机构改革。近期，为贯彻落实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关于开展市场中介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促使其规范有序发展的精神，温州市有关方面对近年来中介机构改革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系统调研，形成一些思路。     

河南农业劳动力流动问题探析

农业劳动力原来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大批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称为"农民工"。河南的农业劳动力在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后出现流动,由就地消化到大量输出,目前正在形成良性的复合流动。今后需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科学解决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居民的合理流动将进一步加快,作为常规化社会流动基本机制组成要素之一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相应成为学界关注焦点。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迫切性,应改变传统的家庭单一主体的支持模式,以福利多元主义为指导,并从支持主体、支持内容、支持方式等三个维度设计、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     

农民城乡统筹

由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滞后，制约了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影响统筹城乡健康发展，必须下决心解决农民工进城不落户的突出问题。如果农民“前瞻有愁、后顾有忧”，仍保持“候鸟”式的流动状况，将导致他们缺乏在城镇的融人感和归属感，缺乏在城镇创业、就业的信心和恒心。     

台湾职业流动及其成因探究

职业流动既是社会流动的载体，又是社会变迁的推力。从世界范围看，职业结构并非静止而是动态高级化过程。高层级职业逐渐增加，低层级职业有所下降。这为劳动者向上流动提供了空间。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职业流动是垂直流动，表现出工业化的特征。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职业结构高级化有所发展。研究台湾工业化过程，笔者发现其职业流动符合普遍法则，农民是一种外流的职业，工人是一个大量流入后又流出的职业。农村青年以农民和工人为职业度过了生命的黄金期，再继续流向其它职业。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人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服务业职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从而逐渐实现社会职业结构的高级化。     

构建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正>和全国一样,江苏经济也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作为"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大省,江苏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外经济增长乏力。通过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来激发江苏经济活力的思路,都是正确的。但对于业已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江苏来说,开放型经济仍然是江苏经济的"牛鼻子"。构建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参与全球化经济提供制度保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延续江苏经济辉煌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