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五大看点

如何规范和保护"网购时代"消费?怎样确保消费者信息安全?产品质量不过关,退货是否顺畅?消费者维权"举证难"何时了?怎么解决免责条款?这些消费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消法修正案草案均有涉及. 看点一:法律将对网购欺诈说"不"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购逐渐成为人们购物的主流方式之一.但由于这种消费方式不易辨别商品真实性,投诉的数量居高不下.从北京市工商部门和消协2012年受理的申诉投诉量来看,涉及网购的申诉投诉数量居首位,超过全市服务类申诉投诉量一半.     

日本单身经济研究

基于1980—2020年历次国势调查和2000—2020年家庭收入消费调查的数据资料,通过分析单身群体的婚姻、就业、收入和消费等维度的人口社会学与人口经济学特征,初步考察了日本单身经济发展现状与潜力。研究发现：2020年15岁及以上单身人群超过了4 300万人、单身比例超过40%;1980—2020年,单身规模与比例均呈持续增加态势,单身人群以未婚为主,单身女性的离婚和丧偶比例均明显高于单身男性;未婚、离婚和丧偶人群的独居比例均在提高,未婚独居人群的男性化、老龄化趋势明显,但老年单身家庭数量逐渐增多且女性化、高龄化趋势凸显。2000—2020年,单身人群就业率下降,单身家庭劳动者的月人均收入水平略低但月人均消费水平更高,用于住居、娱乐和交际应酬的消费占比更高。研究认为,日本单身社会崛起促进了单身经济发展,而单身经济繁荣发展将会固化其单身社会特征并提高其应对少子高龄化问题的难度。     

网络文化中的“圈地自萌”现象与治理难题

网络社群基于“圈地”的“自萌”行为让当代中国网络文化充满生机,但其间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的本质性区别也须引起注意。基于东浩纪的“数据库消费”理论,对网络社群“圈地”的社会性因素与“自萌”的表现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基于“萌要素数据库”的社群消费消解了现实主义宏大叙事,“需求—满足”闭环下网络社群内部达成的共识反而使全社会范围凝聚共识失去同一现实的根基。这两点都给网络文化治理带来新的难题。面对网络社群的“去政治化”消费,主流话语的“卖萌”面临两难。能否获得网络文化领导权,不仅要关注主流话语是否“破圈”,更须讨论“破圈”后的“萌化政治”在何种程度及维度上有效。仅在道德层面要求或期待个体自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须化解“圈地”的社会性因素,在根本上引导全社会以更宽容的、建设性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化现象及其文艺作品,构建理性而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     

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述评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年出生于法国的圣马克尔(Saint-Macaire),2000年在兰孔逝世((Langon).他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不仅仅是一位坐在书斋里的教授.无论在生活的经验上还是在学术文字的领域中,他都是一位勇于探险的人,既是文学教授,也是批评家、记者和作家,著述丰硕.     

我国利息税存废之争的法律思考

利息税,全称"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主要指对个人在中国境内存储人民币、外币而取得的利息所得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我国早在1950年就曾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税,此后利息税两征两停.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经济增长乏力、连续出现3年通货紧缩的形势下,我国于1999年恢复对利息税的征收.这是为了拉动内需和刺激消费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目的是通过征收利息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促进居民储蓄流向投资领域,以及调节收入分布和财富分布,缩小贫富差距.     

职务消费隐性腐败的黑洞

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反腐的一项措施,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规范官员的各类消费.     

移动电信服务合同的规范模式及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合同,移动电信服务合同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归结为技术原因、管理原因以及权利维护成本等多方面。电信服务合同的法律规范包括合同法和电信法两种,我国应当确立以电信法规范为主、以合同法规范为辅的模式。要想在根本上平衡电信服务业中当事人之间的均衡地位,应当成立独立高效的电信服务监管机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审查和处罚力度,强化媒体监督,注重纠纷处理的前置性审监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复学后的警校日常教学应急处置方案探究

具有强大传染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破了学校的日常教学秩序,假期结束后师生居家实行了线上教学。随着疫情防控的好转,国家适时提出复工复学。疫情防控下进行复学难度大、责任重,警校疫情期间的日常教学更要谨慎对待。制定和完善日常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措施方案,确保复学后教学工作有序进行。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务研究——以办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额的利益追逐下,部分经营者违背当初经营目的,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层面而言,传统的私益救济已不能满足市场法治的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法律授权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反而能够修正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地位上的失衡,更有效的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更广泛的实现对消费者的集体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