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染楚风”——茶村体之于晚明清初诗坛的意义及对清中期诗坛的影响

杜溶诗在清初诗坛迥异于竟陵楚风,也置于虞山、云间诸体之外,形成独具一格的诗体--茶村体.茶村体的诗学意义体现于:在晚明公安、竞陵横扫诗坛之际,茶村体却能不染楚风;尊古守道,宣忠扬孝是杜溶诗文创作的主要动机,并重新将诗歌之旨定位于载道的高度;独尊少陵,对前后七子、公安、竞陵既有公允地反拨,亦有合理地修正.茶村体以独特的尊古方式丰富了晚明清初诗坛.作为清初诗坛的异响,茶村体在其时孤鹤独鸣,未显当世.但在作者卒后半个世纪,诗坛却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直接影响了清中期诗坛.     

正确认识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与夏中义教授商榷

对儒家文化进行评论.需要做历史的具体分析.如实、科学地揭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本义和真缔,同时依据其不同历史阶段,区分其精华和槽粕,主流、清流和逆流、浊流,才能不被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所迷惑,从而得出比较符合实际和正确的认识和论断.夏中义教授似乎并没有掌握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初儒家的思想文化,而只是根据明清以后儒家的恶性蜕变,判定儒家是维护封建统治和等级制度的,这是以偏概全,以浊流、逆流抹杀、遮盖清流、主流.     

经济史视野下的商标法：中国与欧洲的对比

本文从跨学科的角度，以经济史学为基础，以欧洲商标史、法学史为参照，采取进入历史细节的方式，发现生动的商标史图景，以反驳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中国古代无知识产权的结论。本文指出，商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商标史的新发现，对国际知识产权理论批判研究，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     

白太常小传

白太常字少卿、号墨青，1916年5月11日出生于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石羊镇。石羊座落在悠悠的金沙江畔。自汉代起就因开采食盐而经济繁荣，同时也给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这颗明珠带来了文化的兴盛。明清时期就设有五大书院及众多的义学塾馆，习文重教民风浓厚。白太常出生在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上，自小深受孔子儒家文化的熏陶，聪颖好学，     

紫禁之巅——游走在历史与现实间

那是一座古老而安静的宫殿，震慑心魄的建筑群落让我们感受着那段距离现在五百多年的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政治统治的中枢神经，承载着国运兴衰。据统计，明清两代的五百年间，先后共有24位皇帝在此君临天下。     

蒋鸿兴：新中式建筑

云南省推出的60个特色旅游小镇,相当一部分是壮、傣、瑶、哈尼、彝、苗、纳西等民族聚居地区,建筑以明清建筑为主体,也保留少量的元代建筑.因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又产生了多元文化,各地建筑风格有其相同点,也有区别,又形成自己的特色.     

明清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及其现代价值

明清时期,乡村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资源压力。乡村社会素有诉诸乡规民约开展自治的历史传统,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也由此生成。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主张协力同办、共育共治资源,公平严切、和谐共享资源,以时节取、严行保护资源,追求人与人团结共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践路径上,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以一定地域的乡村民众尤其是民众组织或群体为主体,以内部精英为主导与核心,以成员的共同认可、自觉遵守为基础,以官方意志和力量的介入为重要时代特征。当前,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可以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地方性传统知识和规则惯习的补充与支撑。     

明清时期中国的内在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底蕴再认识

中国历史上的明清时期,往往被视为发展停滞的时代。这种认识忽视了明清时期发展的一面,忽视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文化底蕴。事实上,与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相比,明清时期并不是“文明洼地”。明清时期,官僚政治达到了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财政机制得到了合理化改革,民生体系的建设较有成效;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与同时期欧洲的发展水平相当,本土经济中生发了早期工业化,对外贸易卷入世界体系之中;在思想观念变动方面,批判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想开始兴起,学术民间化、专业化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关注社会现实的经世思潮构成了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内在动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     

明清时期山东港口的史地变迁

濒临海洋的山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而港口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港口经济对区域经济、贸易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明清时期山东沿海区域的港口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这一变迁过程显示山东经济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区域内的贸易往来,而且沟通了与沿海各地乃至世界市场的联系,改变了过去传统、封闭的小农型经济结构,开始逐渐融入工业化、近代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同世界市场密切联系,进而大大加快了山东现代化的进程。     

明清律例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遭际及其启示

明清律例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对日本立法尤其是藩法有着重要影响。维新之后的明治初期刑法全面移植了明清律例,不过很快就渐行渐远,到明治十三年,则完全移植了西方法。其中的原因,在于文化、法律和政治上,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日本与中国趋于“同质”,但是随着全球的近代化发展和中国的衰弱,“同质”转向“异质”,最终导致日本脱离中华法系。这番遭际也能给现代中国法制建设带来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