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原则

将宪法规定的人权原则具体化,使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有法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机关及办案民警要在执法工作中,牢固树立人权意识,切实转变执法观念,落实《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具体规定,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法治精神。     

国家保障人权：思想溯源与规范重述

“人权条款”入宪20年以来的通说认为,“国家保障人权”的“保障”意味着国家对人权的积极义务。但是,基本权利教义学仍需进一步厘清不同功能之间的关系结构,由此,就有必要追溯“国家保障人权”的思想渊源。国家保障人权源于社会契约论,受到立宪主义思想的支配,关联着国家学说。“人权条款”通过重塑个人和国家,也重塑了宪法本身。基本权利教义学既要将人权与民主、法治等价值结合,也需要在尊重基本权利传统分类的基础上切实地建构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国家保障人权”应当突出自由权的消极受益功能,排除社会权的积极受益功能,“保障”可以容纳所有类型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其与国家保障公共利益或公共事业具有相同的客观任务属性。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管窥我国的法治进程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是我国治安管理领域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所反映出的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对警察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对程序法制的重视,无疑是我国法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它自身立法模式的相对滞后以及一些具体内容在理论界所引起的争论,也反映出我国的法治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警察执法权运作的最佳价值状态及其有效实现

警察的行政执法权,是指警察代表其所在的公安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管理和提供行政服务时依法所享有的各种行政执法权的总称。其具有法定性、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执法主体的特定性以及执法内容的广泛性等特征。自由与公正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秩序与人权的统一应成为警察执法权运作的最佳价值状态。为了实现上述最佳价值状态,警察的行政执法应当保证有效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责任执法。     

初探《治安管理处罚法》之人权保障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具体表现在法律内容上:对被侵害人和被处罚人的人权保障和对警察权的监督与制约,对被处罚人缩小治安拘留处罚自由裁量的幅度,严格限制询问查证时间,区别对待特殊违法群体,自主选择司法救济途径等。     

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以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平等权、参与权、救济权有机的权利体系。当前我国在建构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方面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制度和做法对我国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进行建构:法律上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权利,建立司法介入制度,确立侦查谦抑和检察监督侦查的原则和制度。     

不容抹杀的历史:日军性奴隶制度

日军"慰安妇"问题是由日军从制度上策划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犯罪。由韩国诸多女性团体自发组织的"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运动,已经势不可挡。1990年成立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为了减少正在经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慰安妇"受害者的痛苦,积极地开展了为这些人服务的福利事业。目的是通过与世界人民的沟通与团结,结合目前女性人权的现实问题,继续对外宣传日军"慰安妇"问题,对下一代进行和平教育和人权教育。     

酷刑性质探析

从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酷刑定义入手,对酷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三点结论,即酷刑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酷刑是一种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现代酷刑是一种犯罪。作者希望通过对酷刑性质的挖掘,加深对酷刑行为的理解,促进反酷刑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