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与时髦

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一切既存的东西都可以被置于理性的显微镜下重新审视,并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任何长期信奉的理念和主义都可以被放在思维的审判台上进行解剖,并理直气壮地予以批判;在理性审视与思维审判的平台上,改革之声如春潮般涌动,迅速响彻一切领域,荡涤着一切过时与陈腐的存在,为整个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改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司法领域亦然。近年来在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国的司法改革也如火如荼。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司法模式和行为方式受到了怀疑,一切保…     

行政立法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如果经过适当的吸收和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的精神营养。而现代治理中与“无为”精神相通的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要求行政立法不能越权立法,不能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程度适当,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无效益之法和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之法。在行政立法中实现“无为”精神要求正确处理“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化的立法程序。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人权保障

1996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的修改，不仅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而且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也向人权保障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此次修改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但是，正如一切改革面临的境况一样，在打破了旧的屏障之後，才会发现更深层次中的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1996年修改後的《刑诉法》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正是这一系列问题又反映出〈刑诉法》再修改的必要性。     

“科学发展观与人权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

2005年12月9日，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7周年前夕，中国人权研究会与中国大学学会在北京大学共同举办了“科学发展观与人权建设”理论研讨会。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杨正泉、中国大学学会名誉会长蒋坚永等出席了研讨会，来自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的3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试论人权的法制度-学说史意义

从法史学角度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迄至上个世纪末为止的相关人权法文献,包括相关人权法论著及凝结其上的人权法制度,据此认为,人权所呈现出的,实际是某种由弱势方指向强势方的单向度权利关系,其合法性依据不限于实在法,而包括了政治、道德、习惯等众多渊源.     

论宪法与政治文明

在政治文明史上 ,宪法的产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宪法是权利的保障书 ,人权是政治文明的终极关怀 ;宪法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保障 ;宪法是治国之法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运作方式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 ,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宪法与政治文明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价值初探

2010年1月1日起，一部旨在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施行救助的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救助条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施行。这一条例是我国首部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的省级地方立法。从其内容看，这部地方性法规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提供了法律依据，其实践意义不言而喻。但笔者认为，这部地方性法规的颁布实施，其理论价值更胜于实践意义，它不仅充分地体现了“人权保障”的宪法精神，而且有效地实现了对被害人损害赔偿权利的救济，有力地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刑讯逼供成因的功能论分析

刑讯逼供不仅发挥查获真相的诉讼功能，而且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控制功能。这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治安控制，刑讯逼供突破发现真相的诉讼功能而渗透到社会综合治理领域中。警察通过刑讯逼供向社会昭示违法的后果，达到维持社会治安的目的；传统社区的民众通过违法典型塑造社区的行为模式；被刑讯者也会自我归类为“罪犯”。刑讯逼供虽然产生一定的功效，但是，却是对人权的践踏，违背了社会转型期对人权的渴求。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社会主义宪政--《宪政研究》述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走过了曲折的历程。1982年宪法是我国最好的一部宪法，它实事求是地确立了我国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充分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法制的高度结合，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科学性。此后，我国先后对1982年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正，增强了宪法的适应性和权威性，使全社会公民的宪法观念、法制观念日益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