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主义道德评价的社会合作理论——以“囚徒困境”为视角

后果主义的分析路径是研究道德评价的合理途径。在社会合作的理念下,通过比较分析囚徒困境与道德评价两种模型,可以发现,对囚徒困境解决方式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确立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即最大收益原则与共同受益原则。最大收益原则与共同受益原则分别表现在效益式的后果主义理论与公平式的后果主义理论之中。通过普遍模仿验证的后果主义道德评价理论,有可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社会合作理念。     

老委员的政协情结

正我是政协的同龄人,在北大荒当过知青,回北京后一直当大学老师。我的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有幸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虽然只任一届,但却收获了终生受益的宝贵财富。"一届政协委员,一生政协情结",这句话是对老委员切身感受的生动而又准确的写照。我们仍然乐于参加政协的活动,有机会愿意多到政协坐一坐,聊一聊,看一看老朋友。深厚的感情来源于政协工作的实践。首先,北京市政协为委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工作需要哲学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自身和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总是诉诸和指向一般或普遍的事物,具有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本性。这种审视、反省和批判精神,正是我们在工作中高瞻远瞩,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锐利武器。哲学是放眼世界的望远镜。所取者远,所谋者大。     

浅析我国刑法普遍管辖权的立法完善——基于刑法第九条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第九条规定了刑事普遍管辖原则,在维护我国主权和承担国际责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际犯罪的日益猖獗、各国利益的不断强化,该原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遭遇了重重阻碍,基于此文章结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和刑事司法实践浅谈对我国刑事普遍管辖权的立法完善,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犯罪局势。     

激进主义者的历史

<正>亨廷顿认为,"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布林顿认为,知识分子的背叛是革命的预兆。亨廷顿反驳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秩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亨廷顿说,"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天生的反对派卢梭是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是反叛的精灵,激进主义的巫师式人物。1790年,在法国议会大厅里竖立起卢梭的半身雕像,旁侧放着一本《社会契约论》和一部已获通过的法律。卢梭的遗     

外层空间军控核查与普遍履约的效费比分析

外层空间军控核查在现实操作层面，由于空间主体的多样化和安全互动的多层次化，使得核查共识和授权难以达成。联合国安全机制的内在不足也使核查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难以获得有效权力的化解。核查涉及先进技术和敏感军事信息的保护问题，使得相关容忍、配合尤其困难重重，政治成本较高。外层空间军控基于相关系统和物项的内在能力而不是其验证过的能力与空间技术本质上是军民两用技术的悖论，使得核查方式和标准技术成本明显偏高。核查的高度复杂敏感导致国家反复算计中，急需的经费和资源支持时常受到干扰。核查活动持续性、长久性也明显加大了其收益成本。因此，目前似宜暂时搁置核查，待今后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为军控条约增加核查议定书。     

人代会决议有必要上报备案吗

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监督法有关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审查、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据此,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被依法纳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范畴。一些地方明确要求,下一级人大每年在人代会上通过各项工作报告决议,一律须上报备案。对此,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人代会通过工作报告决议,大同小异,无需备案审查;有人则认为,人代会报告决议既然是人大决议,就应当依法上报备案。     

论民营化后公用事业规制的公益目标

民营化改革致使人们普遍担心公用事业用户的消费负担增加、市场竞争受阻,乃至影响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回答"公用事业为什么需要规制"这一问题上,公共利益是永恒的答案。尽管公共利益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不断深化的特定情境中,公用事业规制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仍可获其特定内涵,并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面向,即通过强制延伸服务机制、抵制掠夺性定价和限制市场退出确保公用事业服务的普遍化、通过纠正无效率或不公正市场运作实现社会总体经济福利的优化、通过加强对环境污染的规制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公共利益并非公用事业规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追求公共利益在根本上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个体人权。     

备案审查工作已成常态

正近年来,重庆市各区县人大依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监督法,结合实际,相继开展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并制订了相关办法,其中20多个区县人大还设置了专门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已成常态。万州区:出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为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提     

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以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为例

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一系列规范和监督机制,对于人权的保障和推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和国内人权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实践也经历了由消极参与到积极对话与合作的转变,而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建立,则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的整体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利用这一平台树立了新的国际人权形象,加强了对国际人权监督实践的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国内人权的保障水平,并提升了自身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