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监管不完善性之探析

本文立于事实的基础上 ,论述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中所存在的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 :金融监管理论基础的欠成熟性、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先天发育不足、国际金融监管所体现意志与利益的单一性、国际金融监管的事后性等几个方面。同时 ,在此基础上 ,针对现行的监管缺陷 ,作者从信息分享、国际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塑与矫正、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及国际金融监管法立法主体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对策。     

"三个代表"理论:新世纪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阐明的“三个代表”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既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的坚持和新发展。它既源于实践，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１５０多年，特别是对中共８０年建党经验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总结与高度提炼，是扎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的理论之树；又是２１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和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从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升华到时代性、战略性的新高度。一、时代的呼唤“三个代表”理论，是为顺应…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本报北京5月31日讯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今天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席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党同志和全国上下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反思国际法效力根据"协调意志"的意识形态性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在于所谓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议,即"协调意志"说.但是,"协调意志"说的意识形态性与现代国际法理论及发展趋势存在冲突,与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存在不和谐之处,"协调意志"说的意识形态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法发展的推动力受到削弱,损害了国际法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法,不应局限在某一狭隘的、群体的范围内,使其更有利于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发展.     

解析刑事回避事由的两个层次

我国刑事回避事由的规定存在混乱、缺乏体系性、难以涵盖实践中多种多样应回避情形等问题,解决的途径是借鉴国外做法,将回避事由明确划分为两个层次:具体回避事由和概括回避事由。前者由法律明确规定,主要规制审判人员和案件具有人际上密切联系以及就该案件承担过一定工作的情形。而实践中可能发生的多种形式的危及审判人员中立性和公众对司法公正信心的其他情形,因其难以穷尽,应由更具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概括回避事由予以规制。     

社会主义公正观为化解社会价值性矛盾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化解由社会成员的不公正感等价值原因导致的社会矛盾?中共中央从价值层面和政策制度层面为解决我国社会价值矛盾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视角: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科学阐释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内涵,而且提出要将科学的社会公正价值理念贯穿到党和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每一个环节,并营造出公平的社会环境,以提高社会成员的公正感,进而消除产生社会矛盾的价值根源。     

福建省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文章阐明了福建省有组织犯罪中境外黑社会犯罪的渗透现状和当地黑社会犯罪的发展态势 ,总结了福建省有组织犯罪的特点。     

在人性观视野下对刑法谦抑性的诠释

人性化的变革使得对刑法功能的认识由最初的工具说进化为如今的犯罪预防理论。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在向轻缓化方向发展,而且我国也已签署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理应及时修改刑法中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悖的规定,走向人性化的变革,重视犯罪预防工作,以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即刑事和解对实现刑事政策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有:(1)恢复正义。刑事和解既关注国家法律的权威、社会公众的法感情,也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尽量恢复被打破的平衡,追求刑罚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化解矛盾。报应性司法"以恶制恶"的实现途径可能会加深当事人双方矛盾,而刑事和解以面对面的商谈提供了化解矛盾的可能。(3)提高司法效率。刑事和解由于能切实提高轻微犯罪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实现再社会化,有效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司法效益。     

邓小平的战略设计思想及特征探析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十余年时间里,他对我国当时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蓝图进行了精心的战略设计。在其战略设计过程中,强调“走自己的路”是起点,摸清本国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客观依据,“三步走”是总体目标,从而使邓小平的战略设计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务实性、历史的开创性和崇高的民族性等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