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证据“负面清单”制度探析——以检察机关轻微刑事案件的风险防控为视角

该文以目前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趋势为着入点,结合基层检察院办案实际,分析与预测检察机关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提出该类案件的证据逆向审查方法及证据负面清单,以期解决案件快速办理和案件质量保障之间的矛盾冲突,切实解决基层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对现行办案模式所做的创新与发展.     

论行政审批权力清单的法律标准

行政审批权力清单是规范行政审批的重要制度,但目前在构建行政审批权力清单中存在着审批事项和审批权力设定依据混乱、清单标准模糊、清单形式不一等问题,为此需要明确审批权力清单的法律标准。审批权力清单的法律标准包括审批事项的合法性标准和审批设定权限的合法性标准。审批事项的合法性标准应以《行政许可法》第12条、13条规定为基础,判断可以进入权力清单的审批事项。审批设定权限的合法性标准应以《行政许可法》第14条至第17条的规定为基础,对审批权力的设定依据进行全面筛选,阻止不符合设定权限标准的审批权力进入清单。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清单管理的调研报告——以四川部分高校为例

推动"两个责任"的落实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而按照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划分,根据不同岗位的内容、特点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个性化责任清单,实行清单管理,对落实"两个责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调研发现,当前四川部分高校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清单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认识不到位、内容不明晰、操作性不强、监督与评价缺失等。进一步深化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清单管理,首先要提高认识,其次要从对象确定、内容制定、程序设定、清单运用及评价等方面入手,构建切实可行的清单管理体系。     

论“权责法定”——基于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实践

权责是指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遵循权责法定的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基础,只有清楚的认识权责法定的现状,并有效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确保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政府间权责分配与法律责任承担——“11·22”青岛中石化大爆炸事故引发的讨论

在公共应急管理中,上下级政府间权责重心的确定应当以应急响应的及时性、应对主体的能力、应急资源的配置、突发事件的信息链等作为考量标准,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也应与其权责相对应。当突发事件需要扩大响应时,必须满足事件超出法定主体应对能力的条件,并按照法定程序启动。对于2013年11月22日发生在青岛的中石化输油管道特大爆炸事故,国务院追究了石化企业、黄岛区和青岛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但其结论应当以上述标准加以检视和思考。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法律地位及其调整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形式属性为规章性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授权立法,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不是司法裁判的依据。法院对负面清单中创新性规范和解释性规范的审查,应有所区别。负面清单中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规范,属于国内法范畴。现有负面清单的调整尽管受到已有法律、法规等的诸多制约,但在细化例外条款、将现有法律没有规定但应明确禁止投资的行业纳入负面清单列表、减少负面清单中的特别管理措施、提高负面清单的透明度等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面对权力清单，我们准备好了057

2014年3月17日,中国的法治进程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这一天,国务院审改办在中国机构编制网上公布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这份清单的另一个名字,叫权力清单。     

预算法修改：约束政府“钱袋子”——预算法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收入、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现代分权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适度分权原则、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     

政府改革乏效现象探究

历次政府改革有效性的话题不时引发讨论,某些环节或某种程度的改革乏效现象挥之不去。即便2013年以来的新一轮政府改革,显现空前力度,各种改革项目仍频现“空转”,改革乏效现象尤其引人关注。公允分析,改革乏效最应归责于地方官员执行不力乃至选择执行,但改革创制环节亦须检点和反思。治理政府改革乏效现象,应在制度层面对改革权责利体制和改革运行机制作出进一步调整或完善。     

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的法治之维

由于规制不力,有的地方政府将购买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政府不该干预的市场领域,将本该由政府亲力亲为的事项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向社会卸包袱,以购买服务为名规避各类监管,将政府为之具有更好效果的事项对外发包。在坚持指导性正面清单的基础上,有必要引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促使政府积极履行法定职责。负面清单制定时应遵循法治性原则、评估性原则、渐进性原则和因地制宜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