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规制--从欧洲法院的视角解析《欧共体条约》第82条

复制生产权是知识产权人独占性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权利人拒绝向第三方授予许可的行为本身并不当然构成《欧共体条约》第82条(以下简称ECT82)意义上之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但是,这并不排除某些特殊情况下滥用行为的存在。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审判,欧洲法院对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总结出了一些标准,一旦符合这些标准,权利人就会被强行要求向市场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尤其是当权利人凭借知识产权垄断了市场“基础设施”的时候,欧盟竞争法就会赋予权利人开放这种“特定门槛”的强制性义务。     

科技运用活动与岛礁法律地位的认定：南海仲裁裁决对《公约》第121(3)条解释及适用的错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3)条对岩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之规定,语意模糊。南海仲裁裁决对此条款的解释及适用更是极具争议。本文依据条约解释规则,从科技运用活动影响岛礁法律地位的视角来发现裁决的问题。裁决并未使用“动态解释法”来解释“不能”的含义,遂忽视了科技进步对岛礁客观能力的积极影响。裁决错误解读“自然形成”的通常意义及上下文,将“自然”条件延伸适用于岛礁的“维持”阶段,排除了外来技术作为“维持”的方法。裁决用《公约》文本找不到的材料推导出条约之目的,忽略“奖励”沿海国以科技发展实现对岛礁的最大化开发也是目的之一。裁决中“接近人类居住能力的界限”不采用人类最低居住标准,无视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居住状况,所谓“大规模人为改变”的条件也无法普遍适用。裁决无视任何具有岛屿的国家竭尽所能地运用科技改善岛屿居住条件、维护环境、防止侵蚀和淹没的事实。如此违反条约解释原则、背离现实及国家实践的裁决解释与适用,不具有良好的事实及法律根据。     

从国际法角度析空间武器问题

美国于2002年退出《弹道导弹条约》,并启动导弹防御计划,使外层空间面临着成为军备竞赛新场所的危险.尽管现有的国际法对空间武器的使用是否合法没有作明文规定,但包括《联合国宪章》等在内的国际法律性文件都试图以法律手段实现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而根据《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允许缔约国进行任何使用核动力的导弹拦截试验;《环境影响公约》和《外空条约》等则禁止出于军事目的或任何其他敌对方式使用空间武器.     

国际

捷克总统克劳斯签署《里斯本条约》 捷克总统克劳斯3日在布拉格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已经签署了《里斯本条约》。 捷克宪法法院3日在布尔诺作出裁定,《里斯本条约》不违背捷克法律。     

国际礼法观:清代中国的朝贡与条约

朝贡与条约并不是平行无关也不是绝然对立,其背后是中华天下礼秩序与欧洲国际法秩序两种国际秩序之间在整个清代中国从接触碰撞到互动博弈,再到渗透兼容的漫长过程。清代中国最初在传统朝贡之外曾与俄国缔结的平等条约并未对中华天下礼秩序造成实质性影响;道咸年间因战败与列强加速缔结了各类不平等的条约、同光时期“有约国”逐步取代“朝贡国”,致使中国丧失“华夷”话语,中华天下礼秩序土崩瓦解。然而,中华天下礼秩序的道义精神却消融于欧洲国际法秩序的强力扩张中,在清末中国形成了义力并举的国际礼法观,进而催生了不平等条约概念,推动了国际法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完善。     

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法律冲突及发展趋势CSSCI

“南极条约体系”在2048年前禁止任何矿产资源活动,但南极海域因其国际法属性的不明确造成了一些争议问题:是否同时适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矿产资源是否享有“国际海底区域”制度规定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法律地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与“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同时适用于“南极条约区域”内南极海域矿产资源活动,两套制度的法律冲突在规范层面仍未解决。但在实践中,国际社会对南极作为自然保护区地位的普遍共识,决定了在2048年后极有可能继续禁止南极采矿。     

中国与国际条约六十年

本文结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总结中国与国际条约六十年的得与失,阐释了中国与国际条约关系的特点,总结了中国形成的独特而不断演变的国际法观念,以及中国在条约外交中扮演的参与者、负责任者、维护者、倡导者和批判者角色。最后指出中国条约外交和条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如何认识和对待国际条约,如何在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之间做出巧妙的平衡提出自己的思考。     

朝美核框架协议的来龙去脉

布什政府上台后,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加以打压,随之两国关系恶化。近期来,随着朝美关系的紧张不断升级和朝鲜采取一连串激烈行动,如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解除核冻结、退出半岛无核协议等,人们对更为重要的朝美核框架协议最终是何种命运,不由得给予特别关注。 1994年的日内瓦核框架协议是美国与朝鲜在特殊背景下签订的一个特殊协议。其特殊之处在于框架协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但在美国内却受到各方尤其是国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是国际商法的主要渊源。但两者作为国际商法渊源各有其利弊。国际商事条约的一些内容往往是对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的编纂,但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并不因为被编纂就消失了。相反,在作为国际商事条约的一部分而被编纂的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缔约国具有确定的约束力的同时,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非缔约国仍然具有约束力。在具体的商事案件中,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因国际商事条约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基于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应予以重新考虑并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