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视域下投资条约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中国范式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更多因素被纳入安全范畴并在实践中予以回应。在国际投资法场域中表现为根本安全利益条款在文本中激增、国内法中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更多纳入和根本安全利益条款频繁在争端解决机制中被援引，三者之间“循环促进”,更进一步地推动了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发展。根本安全利益条款联通国内国际两个领域，与中国主导的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方略具有内在统一性。我国应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结合中国双向投资利益需求，明确自裁判权、采纳“明确列举+兜底”的安全内涵表述方式、纳入引导性判断标准、强化缔约方联合解释权及重视序言的配套作用，强化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安全阀”作用。在实践中，应推动根本安全利益条款在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场景中的全面落实和内在衔接，以发展定义安全，为根本安全利益条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实践场域，最终通过文本与实践互鉴创新，构建“中国式”根本安全利益条款并积极对外推广，为引领更均衡的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提供智识支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决定（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20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版权和邻接权若干问题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同时声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行通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权利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在东京高等法院出庭作证的“鉴定书”和“补充意见书”,针对日本政府的“《中日联合声明》放弃论”和“日华和约有效论”的观点和主张,从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的角度,结合历史事实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驳斥日本政府反论的同时,论证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拥有对日索赔的权利。     

论二战前后法泰两国的领土争端与谈判

法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攫取了大量泰国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乘法国在欧洲败亡之际,在日本的帮助下收复了部分割让给法属印度支那的失地。法国临时政府在二战结束后要求归还这些领土。双方为此举行谈判。由于法国实力衰落以及美国对法、泰两国的重要影响,美国在法泰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68年1月，英国、美国和苏联等59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70年3月正式生效。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主要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虽然该条约只有11个条文，但是它在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制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条约也存在某些概念模糊不清、对非核武器缔约国的歧视、退出条款限制不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权限等问题。要真正实现全面彻底防核扩散的目标，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地对条约作出合理的修订和完善，倡导以条约为基础的多边合作。     

空间活动非军事化意识的形成及其法律制度的构建

空间活动的不断增加使制定和实施有关空间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实现外层空间非军事化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本文从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发展出发,通过论述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历程,从而引申出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法律构建的前景,最终得出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法律构建的努力方向。     

国际条约在不服渔业行政处罚所提起的行政诉讼程序上的优先适用

为了回答由一则不服中国渔业行政处罚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提出的中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是否应当经过公证认证的问题,有必要审视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制度.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实体法领域,而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法的领域同样适用.作为下位法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应当让位于国际条约的规定.中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样的双边国际条约,考量涉案美方案卷能否成为行政诉讼证据,应当根据该备忘录的规定.经过中美执法部门证据交接美方案卷成为中方执法证据之一,符合备忘录的要求,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应当被依法采信为行政诉讼证据.     

直接适用条约问题研究

比较国内外的直接适用条约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到，我国现行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直接适用的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并符合我国国情的，但也存在表达过于简略，层次不够分明的问题。制定内容更为完备、层次更为清晰的直接适用条款是完善现有体制的有效方法。     

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治理到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