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指针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次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活,江泽民同志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了进一步的科学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是坚持和健全坦潇7期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指针。     

严重影响中亚地区稳定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最近几年 ,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的活动日益猖獗 ,连续制造多起爆炸、暗杀等恐怖事件 ,严重影响了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亚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内外原因。目前 ,尽管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作用与影响还不足以动摇各国的政权基础 ,但若将其彻底铲除尚有诸多困难     

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的"集中制

列宁时期民主的集中制可以概括为十一项基本内容。战争时期的极端集中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国内外战争刚刚结束,俄共十大与列宁即对和平时期民主的集中制作了初步设计:考虑一种“新的政治政策”。     

国际恐怖链条与新安全观的逻辑确证

从学理视角对国际恐怖链条与安全问题进行理性分析,是国际反恐研究和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全是一个立体式的集约式的国际政治学概念;建立新安全观的逻辑前提是当今国际社会出现的国际旧秩序、帝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非传统安全威胁等造成了一系列的恐怖安全困境.国际社会应当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其基本逻辑框架的新安全观,积极进行国际反恐工作.     

《伊斯兰极端组织现状》专题之三：中东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现状

中东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同时也是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泛滥的“重灾区”。据统计，中东地区共有上百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它们多崇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追求全球圣战，带有强烈反美、反以色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各国严厉打击下，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遭到很大削弱。     

论斯大林对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继承

如何正确认识列宁和斯大林执政党建设思想之间的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往往直接影响共产党执政党建设实践的取向。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尚欠深入。本文认为，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列宁留下的是一份既揭示了基本原理、又未形成体系，既富创新精神、又保留着党执政前基本特征的遗产。对于这份复杂遗产，斯大林在继承中是正确与谬误缠绕交错，其逻辑结果是后来形成的苏共模式。对此作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对的。科学地认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会给我们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带来有益的启示     

边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内在结构及防范

民族分裂主义既是边疆地区的特殊政治现象,也是危害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准确把握民族分裂主义的内在结构特征,制定更为有效的防范民族分裂主义的路径,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已经沦落为"遥望"国内的外部"流寇",并由其核心成员组成空壳结构勉强运转.在未来走向上,我国的民族分裂势力随着其核心人物的相继凋零,很可能会因群龙无首而作鸟兽散.根据民族分裂势力的内在结构特征,我国应结合他们的现实状况,逐步消除他们在国内外的负面影响.在保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软硬两手策略是目前中央政府打击分裂势力的最重要手段,也是相对有效的策略.同时,要充分利用恰当时机阻止民族分裂势力的蔓延,阻断西方政客对其的故意拉拢,切断民族分裂势力的外部联系.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概念厘定与类型界分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对公共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是当前我国犯罪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对此类犯罪行为,理论上存在不同的概念表述。"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一词较为准确、精炼地概括了其内涵与特征。这类犯罪具有个体性、极端性、暴力性等特点。行为人具有极端化的思维和报复社会的动机,这是其不同于普通暴力犯罪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类特殊的犯罪类型,其同群体性暴力事件、暴力恐怖犯罪以及西方社会的"仇恨犯罪"存在显著差别。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气候适应型城市实质上是韧性城市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实现了安全理念从“有”到“无”的逻辑转变：即从传统的关注风险如何应对转变为如何创造安全;从以往应急管理思维下如何应对暴雨洪涝、高温热浪等单一或复合灾害,转变为关注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如何保障生命线正常运转或在灾害冲击下科学有效应对并迅速恢复。气候适应型城市需要搭建智能应灾技术体系和智慧应灾社会体系,通过响应、检测、学习和预测去主动实现气候适应,培育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潜能。     

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国体明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国体”是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量,因此亦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与“国体”的结合,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本文即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为例,指出“国体”意识形态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防御机制,其作用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在于它的绝对价值特征可以用来确保民族认同、统合民众。于是每当体制有动摇之虞时就出现国体论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国体”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结构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