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研究

司法公信力问题这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和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司法活动的非常态性、专业性和对决性决定了司法公信力的天生脆弱性,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我国司法公信力得到增强,但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司法审判不独立、法官素质不高、个案出错、执行不力等问题困扰着我国的司法界。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创新法官机制、树立司法权威、不断提升法官的执业素质并从全社会深入推进公众的法律认知,力争使我国司法公信力步入良性的上升轨道。     

我国核安全立法框架探究

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再次引发国际社会核能产业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多国核能发展计划被迫搁浅。我国政府在福岛核事故后迅速启动了核安全自查程序,展开对事故隐患的排查与修正,暂停了江西彭泽核电站等审批活动。那么,后福岛时代的中国核电产业究竟何去何从？     

国内城市社区冲突研究十五年:回顾与反思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社区利益分化引发城市社区冲突多层面发生。通过采用文献统计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辅之以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城市社区冲突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学界引入矛盾分析、多元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权利等多元视角,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定性分析为主、社区冲突"双重变量属性"为核心的研究脉络。社区冲突研究也经历了三个转变:从初期就事论事的"本体论"走向"方法论",从将社区冲突默认为"不稳定因素"的片面认识转向发掘社区冲突的双重建构功能,从初期静态的理论思辨转向动态的具体环节的研究。但是,社区冲突研究与现实需求尚有较大差距,应当在做好对策研究的同时,重视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综合性、系统性和差异化研究。     

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因为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评价问题,一些学者对陈独秀的文化身份和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作出的巨大文化贡献有意回避或压低。实际上,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青少年时期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接受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后,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力批判。他攻击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教,批判儒学不适合现代生活和压抑人性的一面,否定儒学一尊;他还积极宣传民主和科学,弘扬个性解放,提倡新道德,发起文学革命,进行现代新文化的建构工作。陈独秀并未全盘反传统,他对旧文化的批判是中国文化吐故纳新、向前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表现,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积极影响。     

文化冲突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多维建构

文化冲突是一种无法回避和客观存在的现象,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深刻影响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面对这一切,高等学校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弘扬主旋律,积极主动加强校园文化尤其是思想文化建设,牢牢占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The Steering of the Legislation-centred Doctrine after the Chines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ng Built

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如何在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通过对过去30年的中国立法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今后,相对于集中立法与频繁修改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     

马克思的实践正义观

正近代以来,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解决人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即人的平等自由问题。在当时物质普遍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人性的改善、德行的提升和意志的自由上。     

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的特点与出路

个别利益群体积极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为自身的利益诉求建构理论。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了观念的多样化,有自觉意识的利益群体都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自己的理论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意识多元化,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出发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全面变革的社会来说,利益的分化不仅释放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也激发了强烈的政治参与诉     

荐书

《习惯的力量》(美)查尔斯·杜西格著吴奕俊,陈丽丽,曹烨译中信出版社出版日期:2013-03定价:42.00元亚马逊书店年度畅销书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问题的理论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问题既有理论批判也有理论建构。由于人是劳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二位一体",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发现了作为人权主体的人是有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的裂变的,进而发现了人权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在阶级社会是对立的,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同一。因此,阶级社会人权与共产主义社会人权成为二人理论批判与建构的目标,二人在人权上的"破"与"立"由此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