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框架下的减刑、假释检察监督——J检察院减刑、假释同步监督的实证分析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个涉及改革重大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中专门要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深化与完善减刑、假释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本文通过分析《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规定修改实施一年来J检察院开展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情况，探讨新刑诉法框架下减刑、假释同步监督的重点和难点，进而提出强化检察监督的思考和建议。     

公证书应该是什么样的?

正公证是一项智慧活动,公证书是这一智慧活动的最终产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公证书的同质化问题日趋严重,难以完整反映公证的智慧活动过程,这造成公证书的社会评价不高,进而影响到公证公信力的增强及公证价值的实现。必须承认的是,公证书首先是一份严谨的法律文书,这样的法律文书有着自身的一些规则要求,如果把这些规则要求作为底线要求的话,在满足底线要求的基础上,公证书还可以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民事诉讼监督中受审分离机制探析北大核心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已明确将受审分离机制作为民事诉讼监督的基本原则之一。笔者拟从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角度,分析和明确控告检察部门和民事检察部门在民事诉讼监督中的职能定位和职责要求以及二者的关系。通过实地调查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受审分离机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类研究,进而探索建立两个部门良性发展关系,落实检察机关民事控告、申诉案件受审分离机制的实现途径。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经济学重述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构建的基本逻辑与路径亟待厘清,相关研究可以从行政执法弊端较为集中的选择性执法加以展开.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引入并不能降低直接执法成本,而是由于构成行政相对人、行政执法主体以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双重博弈机制,对选择性执法以及由此滋生的间接执法成本形成常态化控制而凸显其法治价值与经济效益.然而,现实中行政执法信息的碎片化生产、分布以及监督者信息能力的孱弱无法支撑双重博弈的有效运作.对此,应当基于大数据思维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并立足激励相容机制实现集约化的信息传递和常态化的监督运作.信息平台模式不仅开辟了当前检察机关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新机制的现实路径,而且其在监督广度、深度和精度上的突破,也将促进检察监督在理念、路径和模式上全面的现代转型,从而迈向"量化监督"时代.     

党内监督,党员莫当“局外人”

本课对象：广大党员干部本课目的：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积极行使党员权利,认真履行监督义务”要求的解读,提醒党员把党内监督化为自觉行动。2016年年底,《检察日报》梳理出2016反腐倡廉十大年度词,“党内监督”位列第一。“党内监督”成为热词,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不无关系。有评论指出,《条例》是规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法规,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刑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速裁程序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刑事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的速裁程序,对于推进刑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影响深远。因此,在具体执法、司法活动中,要进一步明确适用范围、明确办案组织、明确办案时限、明确中止条件、明确法律后果,以期在认罪认罚刑事案件中更加准确加以适用。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刑事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的速裁程序仍然存在着标准不一、尺度不一、质效不一等显著问题,需尽快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以解决。     

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是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虚假诉讼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危害司法公正并侵害他人权益。对民事虚假诉讼进行检察监督,具有维护司法正义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意义。在探讨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加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改进司法实践、提高司法公信力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民事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和对策检视

近几年来,随着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人民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越发强烈,有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民事执行监督,其中申请最多的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案.但相比于数据庞大的各种执行案件来说,民事非诉执行案件是属于民事检察监督的新领域,为更好地做好执行检察监督的全覆盖,检察机关亟需做好民事非诉执行监督的工作.因...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都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依法依规追究环境破坏责任、实现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上殊途同归。当前,二者衔接不畅的原因主要在于信息共享机制尚不健全,磋商机制实效性不强,诉讼序位仍有待厘清,证据移送及协同调查规则不明确,生态修复责任需落实落细等。为加强两种诉讼制度的衔接配合,避免不同机制功能重叠和行政司法资源浪费等问题,诉前应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设置磋商前置程序,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优先顺位;诉中应建立并完善证据移送与协同调查机制;诉后应强化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履行与相应的检察监督。     

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权力的完善性扩张

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与检察监督性质特点相适应的监督制度未能有效建立,检察监督的权力行使空间被压缩,监督目的被扭曲,监督功能未彰显。因此,有必要重新检审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性质特点,修补立法漏洞,建构与之相匹配的监督制度,回复检察监督权力至正常状态,以制衡审判权力,规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