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在中国革命初期的初步实践——中央苏区时期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由一批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建党以后,用革命理论武装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种进步力量,建立起一支无往不胜的革命队伍。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党始终自觉地坚持并善于学习,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     

1947年中央“后委”成立前后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曾一分为三：前委、工委与后委。关于前委与工委的研究,各种论述文字颇丰,相比之下,关于中央＂后委＂的情况,了解的人要少一些,这与＂后委＂在中共党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称。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及当事人回忆录、年谱、传记等作品的问世,有关中央＂后委＂的历史才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毛泽东与群众路线

<正>毛泽东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创立者,也是忠诚的实践者。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反复教育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代会报告研究综述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历次党代会的文献研究也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代会的报告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研究，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和相关著作。对这一时期党代会报告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更有利于拓展党代会报告史研究的新领域。     

聂荣臻情系晋察冀抗敌剧社

正聂荣臻从红军时期起就十分重视戏剧在革命宣传中的作用。1933年在中央苏区,他就亲自参加了《庐山之雪》、《杀上庐山》等话剧的演出,还亲自编写了反映南昌起义的四幕话剧《南昌起义》。抗战爆发后,聂荣臻依靠戏剧工作者,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戏剧工作成为当时晋察冀边区最活跃的文化生活之一。在聂荣臻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戏剧以其独特的宣传形式,发挥着战斗的作用和充分     

谁在军机处通风报信

嘉庆帝最为无奈的是,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事人就知道了。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消息是从军机处泄露出去的!康熙皇帝晚年身体不好,工作积极性不比当年,特别是对干部过于宽容,奉行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埋下了官场风纪滑坡的种子。乾隆皇帝宠信和珅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官员们逍遥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庆时期开始,各种规矩都不作数了,于是大清国运一路下滑,有的皇帝甚至难过一天安生日子。嘉庆帝最为无奈的是,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事人就知道了。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消息是从军机     

俄罗斯推进国家认同的改革研究

历史是民族国家的宝贵记忆。俄罗斯国家在思想领域主要受到西方的和平演变势力、俄罗斯国内的反对势力、独联体和东欧部分国家的反俄势力的干扰。为了在思想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构筑"精神长城"抵御来自内外部的挑战,俄罗斯吹响了历史之战号角,加快推进了教育体系的国家化、法治化;主导历史阐释权、评判权;推进历史教研的标准化建设等诸多改革措施。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抵御精神殖民的战役中,俄罗斯正在找回在苏联解体初期的日渐疏离的国家认同,为日后俄罗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精神支持。     

请把人生1／7的时间给孩子

未成年人童年时期最重要的需要之一是安全感。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熟悉的环境、亲切的伙伴，比富有的房屋和汽车更容易让孩子形成阳光与健康的心理。所以，父母要了解孩子的心理；否则，一切努力都会成为泡影。     

不想拍照

4·20地震以前，芦山这个地方我仅仅去过一次。其实这个地方是具备足够神秘度的，县城处在北纬30度这条贯穿奇迹的纬线上，拥有亚洲最大的岩溶洞和漏斗，一条河将县城分为老城和新城。4月20号的那个不平静的晚上，我和同事走在芦山的街上，因为老城的古旧，所以经不起强震洗礼，人们都离开去了新城避险。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老城里尽是它的历史风物。因为三国时期的名将姜维屯兵在此，老城还藏着一座姜候祠。然而历经此次强震洗礼，恐『白都难以存保。夜晚，看着老城万籁俱寂，一片黑暗，新城灯火通明，一派忙碌。我不禁心存感慨。想不到这次重逢，竟是一场告别。我们走在街头观察，仿佛走在一个立体纵横的长镜头中。基本上，这一天，芦山已成为一座媒体和志愿者之城，四处停放的救灾车和采访车，相机快门声四超。古老芦山，显然有点措手不及。这一天，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的人。     

任弼时与晋绥边区土地改革

任弼时曾参与制定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和讲话.他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作出了特殊贡献.尤其是当晋绥边区及全国土地改革发生“左”的偏差时,他于1948年1月12日亲自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著名长篇讲话,并在1948年5月8日和6月28日,两次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晋绥分局的指示信,为端正晋绥边区各级党政干部的思想、正确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及时纠正偏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