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精义在于“治权”而不是“治民”

秦德君在2007年10月22日《学习时报》上撰文阐释法制（Rule by Law）的实质在于“始民”．法治（Rule of Law）的实质在于“治权”。法制关注的焦点在于秩序，而法治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于有效地制约和合理地运用公共权力。人类“宪政”的本质，在于“限政”，即对公权的限制。因此“宪法并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潘恩语）；宪法的本质精神，一是人民享有最高权力；     

追赶时代脚步的刘治权

29岁的刘治权是西宁特钢股份公司第三炼钢车间冶炼工段电炉乙班班长，一个普普通通的炼钢工人。     

论权力制约机制及其实现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健全的权力制约机制,完善民主法治体制,本质上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福利。权力制约机制实现途径,主要有宪法和法律的规制、权力配置体制的制约、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大众传媒的监督、专业监督部门的监督。     

书画家马治权

马治权，亦署大可，一九五四年生。大学文化程度，哲学专业。现为陕西省政协《各界》杂志社社长、总编。     

依法行政的重心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修正案。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核心所在，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执法的举动都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和依法治国的信念。因此，行政执法，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确定，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政府运作方式的根本转变，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以“放管服”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的"放管服"改革在优化组织结构方面,强调合理分权;在完善运行机制方面,强调顺畅运权;在创新行政方式方面,强调高效用权;力求放权与治权相结合。     

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

当前上访潮居高不下,主流的维权视角仅有部分解释力,难以解释无理上访的扩大化趋势。借助于吉登斯的权力观,将权力运作与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及相关话语联系起来,可以从"治理—资源"的角度理解基层法治实践。从历史经验来看,基层政府在上访治理中有足够的权威性资源,因此可以在缺乏配置性资源时成功应对无理上访问题,这种权威性资源建立在"顺民—刁民"或"人民—敌人"话语的基础上。19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在权利话语面前日渐被动,话语权不断流失,这导致其可以利用的权威性资源越来越少,治权因此不断丧失,从而越来越难以遏制无理上访。真正化解上访潮,需要在政府治权与民众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并引导权利话语健康发展。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北大核心CSSCI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深圳社区治权的来源与分配研究

社区制改革以来,深圳社区治权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其所掌握的公共治权进行分配,一是对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分配了社区治权,形成了国家——自治“两权共治型”社区制;二是将社区工作站所掌握的公共治权授权给社会组织,进而建构国家——社会——自治“三权共治型”社区制.在对三权共治尤其是共治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论抽象后,本文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秩序,即“三权共治”的“共治民主秩序”.     

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

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村治空间中交织着行政权力、村庄治权、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四种主要的权力类型。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有限的作用范围。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来看,过于规整的行政权力在乡村治理中欠缺及时的回应能力,而精英个人的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又兼具实用性和风险性。相比之下,灵活的村庄治权最具治理优势,但其自身正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不断弱化。为此,应从政策引领和机制监督两方面来促成有效的乡村多元治理,减少基层行政干预、强化村庄治权、规范私人权力并鼓励精英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