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两岸关系中的“治权”概念

目前“治权”概念具有模糊性。它是政府的统治权力，既不同于自治权，亦不同于管辖权。在一个主权之下，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治权，既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也没有充足的国际实践作为支撑。对于台湾当局“互不否认治权”的提法，大陆宜慎重处置。     

生存与发展:国家治权转让──兼论欧洲联盟的性质

本文试从宪法学的角度，论述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及其在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与主权国家治权转让紧密相关。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区域化、一体化的发展，主权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在“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下，通过国家治权转让而结成政治或经济性质的国际组织，从而达到谋求自身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空间。欧洲联盟的一体化进程及其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方式使其成为一个性质独特，对其成员国和国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但是，就其性质而论，尽管它有广阔的活动和发展空间，充其量它现在只是一个成员国治权转让而形成的邦联。     

简论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

综观古今中外的腐败现象，它们的共性有哪些？找到了共性，也就找到了最普遍的原因。首先，他们都是社会的管理者，都掌握着公共权力。其次，他们都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有着自私自利的人格，简言之就是人的一种私欲。如果二者有机地统一于某个人身上，那么，腐败堕落便是他的结局。任何国家都只能相对地防止腐败，办法就是严格地界定权力的界限，制约权力，防止权力和私欲的结合。     

农村基层党建:现存问题与运作机制

本文以为,乡村治权弱化倒逼党建为其服务,治理任务的转变造成党群之间连带机制的断裂,是型塑农村党建现存问题的根本性机制。因此,反思当前"双带"党建指导思想,夯实党建的实质内容,切实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使党组织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是当前党建研究机构以及政策制定部门应持续思考与关注的重大问题。     

把反腐倡廉预防机制落到实处的三点思考

一、坚持“三要”,落实思想教育机制要防范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必须确立以德治权的思想,落实思想教育机制,立足教育,着眼防范。通过思想道德教育,纪律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一)在教育层面上要统筹协调落实反腐倡廉思想教育机制,必须从落实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制度抓起,搞好“三个协调”。一是协调好廉政教育的安排。就是落实党风廉政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由党委书记牵头,党政纪组织领导参加,统筹安排好本单位全年或阶段性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计划,形成“大教育”的格局,使党政纪等部门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体…     

以“治权改革”创新地方治理模式——2009年以来顺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

2009年以来,作为广东省地方政府综合改革的试验区,顺德启动了新一波综合改革。从改革的历史来看,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既是20世纪90年代产权改革的逻辑延续,也是回应顺德经济和社会转型现实需要的产物;就改革的驱动力而言,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的动力机制在于"上下联动、内部激活";在改革的线路上,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从变革治理主体入手逐步扩展到调整治理关系。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创新了地方治理格局,其实质是治权结构的有限重构,其历史定位在于它是"产权改革"与"政权改革"之间的中介,其实践意义不仅在于为顺德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破除体制性障碍和为广东深化改革提供示范样本,更重要是为中国探索了一条从"产权(经济)改革""治权改革"再到"政权(政治)改革"的改革路线。     

孔庆宗驻藏任内为维护中央对藏治权的努力研究

1940年，国民政府利用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之机，在西藏设置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孔庆宗任首任处长。孔庆宗在任期间，通过按例处理帕巴拉活佛转世、坐床，坚持立场交涉、处理中印公路与“外交局”事件，协助喜饶嘉措入藏，力促噶厦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拟于1940年召开的国民大会等途径，对中央对藏治权进行了有力维护。     

依法行政的精义在于依法治权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议的意见》日前发布。这是继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又一重大举措．彰显了政府积极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心。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农村宅基地纠纷：村规民俗与法律秩序——冀北米村个案研究

宅基地纠纷是关系到当前农村安定和谐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本文不否认从法律的“内在视角”所观察到的国家关于宅基地的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秩序混乱。但本文侧重于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即法律的“外在视角”出发，通过对一个村庄宅基地纠纷的观察和分析，探讨了其所折射出的村庄治权、转型期农民的秩序认同等深层社会基础问题。分析表明正是“国法”与村规、现代法律与“封建思想”等多重张力，以及转型期乡土社会特殊的公正观念和秩序认同，使得农村宅基地纠纷表现得异常纷繁复杂。     

一国两制与国家对港澳地区的管治权

上个世纪末。随着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两个崭新的特别行政区诞生於中国大地，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