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先烈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纪念“二·二八”起义五十五周年

“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一次大规模反抗国民党暴政、争取民主自治权利的爱国民主运动。“二·二八”起义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惧凌侮、英勇不屈的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同当时全国各省风起云涌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遥相呼应，紧密相连，汇成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运动的洪流。这次起义作为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台湾人民“二·二八”的行动是正义的，要求是合理的。     

巴登街的眼睛

1998年的春天,我去深圳出差,朋友领我去巴登街看"红灯区".那些卖身的姑娘们穿着各色衣服三五成群地行走,有的还相互搂着行走.     

论主权的让渡——对“论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一文的论辩

主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 ,不能将其绝对化、教条化。主权不是一个纯质的、仅仅体现国家权威的概念 ,它包含具体的权力内容并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中得到体现。主权让渡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主权让渡不是主权的剥夺 ,而是国家间的主权共享。明确主权的让渡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实现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扩展。     

试论"治国先治吏"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必须先要有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古人"治国先治吏"这一深邃的道理和进步因素同样适用于今天,同样可以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服务.一、从严治"吏"势在必行."治国先治吏",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抓住了"吏治",就抓住了理政治国的纲.二、"治吏"必须从要害问题入手o"治吏"的核心问题是治权;"治吏"的首要问题是治思想.三、"治吏"必须要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从严"治吏",思想是前提;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一旦拥有权力 ,人的“魔性”就越发膨胀 ,如果不加以有效的制约 ,必然会生出种种祸端。所以 ,依法治国 ,必须依法治权。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 ,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点分析和探讨。　　一、完善法律规范 ,强化监督的刚性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有多种途径和方式。但是 ,不管哪一种手段 ,都离不开法律武器。因为 ,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 ,它的威力最大 ,刚性最强。假如没有法律保障 ,监督就会流于形式 ,制约也必然软弱无力 ,只有不断完善立法 ,才能使各种监督手段真正有法可依。1 完善法律授权的标准和幅度 ,严格限制…     

“一国两制”的渊源、制度与文明内涵——以香港实践为例

“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和平统一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宪制治理和政治文明的创新探索。这一战略构想有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渊源,也有着世界体系内在矛盾性与互动性的背景因素,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国家统一、国家现代化与世界体系和平发展的一种创造性制度想象和尝试。香港回归25周年,“一国两制”香港实践进入“五十年不变”的新阶段,其规范体系与回归时相比已有重要的法理更新和制度发展,这与2014年治港白皮书提出的“全面管治权”密切相关,也与香港面临的内外挑战及其回应方式密切相关。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个法律结晶,也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法治模式,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宪制秩序。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引入,“爱国者治港”制度化的深化展开,体现了“全面管治权”法理,弥补了国家安全与选举安全范畴的制度漏洞,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内在检讨和规范修补的典型制度,也为中央依法治港探索出了新路径和新经验。“一国两制”是国家顶层战略和顶层宪制要素,是和平统一与国家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且具有世界体系沟通互动的治理高度,内含丰富的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探索元素,是和平主义、发展主义、法治主义、爱国主义、国...     

美国对港政策:从丧失谨慎到任意妄为

香港连续六个月的暴乱引起世界震惊。一时间,深潜香港的西方反华势力纷纷浮出台面,与罔顾国家大义的动乱者里应外合,肆意挑衅香港特区政府的治权,挑衅"一国两制"。在煽动香港内乱,扰乱香港经济运行秩序,抹黑中国的动乱过程中,美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例如,骚乱不断升级,暴力分子在示威现场挥舞美英国旗,大肆宣扬与美国领事馆官员的会面.     

权利的另一个成本:国家认证及其西方经验

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认证的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因此堪称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的基础"。在建设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福利国家和监管国家的过程中,现代国家需要不断增强其认证能力,让多数人进入认证体系,从而加快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程,提升法律与政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沟通国民的中间成本,逐步实现关注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良治状态。认证这种"治理术"在发达国家的制度化和例行化,应当为追求民主法治的人们所正视。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     

“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它的理论逻辑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隐藏着"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线索;其次是一种道义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同时,法治中国命题在理论上也面临局限与挑战:包括双重代表制下的半契约主权结构内部如何有效实现问责、如何避免例外政治;多元价值带来的法治实用主义诱惑;实践的多元引发法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建立一个以宪法解释为核心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是妥善应对挑战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