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建设创新型政府

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便正式提出了建设"创新型政府"的目标,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创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就是政府部门将创造性的改革作为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的基本手段。政府创新的主要目标是:民主,法治,责任,服务,优质,效益,专业,透明,廉洁。这些目标体现了政府创新的五个必然趋势:从管制政府走向服务政府,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集权走向分权,从统治走向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仍面临着重重阻力和阻碍。如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主体的可持续性不足,不少创新带有"政治秀"意味,创新风险大,旧观念的束缚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大力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培育浓厚的创新氛围;统筹规划改革创新的整体战略和长远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有效的考核奖励政策;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并注重实际,切忌搞"政治秀"。     

法治视野下南沙新区社会治理模式初探

《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的正式批复,标志着南沙新区成为国家级新区,南沙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新区建设由"政策驱动"走向"体制驱动"的今天,社会治理模式选择是南沙新区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应该再造政府,创新行政组织体制;强化社区建设,完善群众自治;培育社会公共组织,健全公共治理,多管齐下创造出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社会公共组织自律、市场主体内部自控、基层社区自治、公众参与的层次清晰、分工明确、功能齐全、结构完善、协调一致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关系:英美澳三国的考察

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权力的有效配置,即在实现权力各负其责、相互制衡的基础上,实现大学的组织目标,同时保证大学的民主精神与发展绩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大学在治理结构上呈现多元与共治的典型特征,在权力配置上实现了决策权与管理权、学术权与行政权、学校权与学院权、委员会辅助决策等多个维度上的权力分解,同时又在学校与行政两个层次上加紧了权力的集中.这从民主化、科学化、专业化等角度,对我国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诸多启示.     

安全治理合作:中美全球治理合作新空间

<正>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强调,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深化双方的利益交融格局。作为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利益交汇点,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如何进一步夯实和扩大中美利益的交汇点,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五事工作法”打通“最后一公里”

正册亨县"五事工作法"立足农村实际,零距离、快捷化、简便式为群众服务,真正实现"观念有提升、作风有转变、问题得解决、群众得实惠",使党群干群关系更密切。如何让老百姓的合理诉求及时得以解决?如何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如何解决好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2012年5月起,黔西南州册亨县创新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行"群众公开提事、联席会议议事、民主表决定     

社会治理体系中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是通过列举法律所禁止的事项或情形反向推导法律允许准入之事项或情形的制度,这项制度最初被用于外商投资的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主化的深入,在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以沟通和协商为基础的自我治理趋势。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同"法无禁止则可行"的私法自治精神相契合,在社会治理中引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在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赋予公民活动以广阔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简政放权的政治背景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能够弱化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不当干预,促进社会治理体系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它日益成为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一项有益尝试。     

基于章程视角下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随着大学依法治校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和完善大学章程逐渐提上了各高校的日程。作为大学的"最高法",大学章程是规范大学办学行为的根本制度,同时也是现代大学制度下推动大学综合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大学章程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有着重要的联系,二者相互融合渗透,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致性。现阶段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大学章程的作用,通过章程明确大学内部各权力主体的职责权限,协调大学内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转移权力重心,强化校、院、系三者间的权力均衡,从根本上创新大学的治理方式,保证大学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协商民主与社区自治——基于武汉市W社区论坛活动的分析

在社区这一公共协商空间中,居民可以集中公共性意见,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形成一定的压力,强化社区居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从而推动社区公共问题的化解、社区居民意见与需求的表达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置。社区中的公共协商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般都要经过多次反复的对话、交流甚至争论,直到达成共识,这种公共协商不仅会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构成外部压力,也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和理念的变革和调整。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基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传统边疆治理理论相关问题的思考——基于明朝治理北部边疆及其与蒙古关系的反思

中国历史上的历朝政府,为了控制和管理边疆地区,设立机构,配置力量,协调民族关系,积极拓展国家统治力量对边远地带的渗入,治边理论和经验日趋成熟和完善,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民族观念和阶级属性等所决定的自身缺陷,历代王朝所宣扬的以"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羁縻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治边理论或政策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明王朝在治理北部边疆和处理与蒙古关系问题中的成败得失就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