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抓“三改三治理”

2015年,慈溪围绕品质之城幸福家园目标,以"三改三治理"主动适应新常态、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推动经济发展"增长中高速、质量中高端"。找准结合点打出章法。紧盯产业这个中心,用统筹的思维和方法,设计一些捏指成拳的特色载体,促进各方资源力量的协调整合,推动各项工作的更大突破。把"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和落后产能淘汰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强化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体制和治理手段的协同性,加快推动"五水共治"和"三改一拆"向标本兼治、社会共治、依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有效治理机制研究——对C市H村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而对于乡村利益博弈的研究则是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底线问题。通过对公共利益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等不同类型征地拆迁补偿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发现农民和政府并非一对截然对立的关系,农民也不是天然的权益受损者。博弈是农民争取更多利益补偿的工具性手段,而非目的性对抗。农民的合法利益诉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施政伦理相契合,进而保障了农民的争利行为得到了基层政府的有意保护,为农民和政府的利益整合创造了条件。     

制度治党的概念缘起与实施路径

制度治党是政党运用制度手段对党的组织、精英和普通党员进行管理和约束的治理形态。制度治党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党的制度建设,着重点不是制度的供给问题,而是制度体系的衔接匹配,制度规则的严格执行以及制度文化的孕育建构问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背景下,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国家级生态保护的云南样本

<正>对招商引资项目严把环评关,推进清洁生产,从源头制止环境污染。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家林业局等11部门最近发布《关于印发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名单的通知》,明确30个市(州、地区)、113个县(市、区)为首批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广南县、勐海县、洱源县被列入其中。此次确定示范区主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在生态保护与建没工作方面,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并有明显成效;二是在生态保护与建设指标方面,森林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三个问题——基于习近平相关论述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大势所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逆风和回头浪,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更高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明确提出并全面阐释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在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和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我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打造重要平台.     

嵌入式监督:探索权力监督有效实现新模式

纪检监察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在监督范式转换、党纪法规调适、反腐倡廉要求和监督探索实践的共同驱动下,部分地区将嵌入性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权力监督领域,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的嵌入式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借助理念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系统建构路径,形成了“权威性、精准化、全程性、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整体推进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嵌入式监督的实践深化还存在自主性、适应性和融入性困境。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还须提升角色定位能力、目标执行能力和融合监督能力,以此实现权力监督长效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14年世界政党形势和政党政治新变化

<正>2014年,全球约50国举行全国性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成员国同时举行。选举过后,部分地区政党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一年来,传统大党老党社会凝聚力下降、极端政党强势崛起,大国执政党困境突出、破局艰难,发展中国家强人政治继续回潮但隐忧犹存,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继续深化改革但风险不容忽视。总     

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

三农与"三治"作为国家综合性安全的基础而具有准公共品性质。1若以交叉学科"新经济社会学"观点讨论乡村治理对国家安全的基础性作用则可知:作为三农载体的乡村社区本身是"一个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有限范围内的成员在群体中具有高度嵌入性的社会-地理(Socio-geographical)实体"。据此认为:发展与治理密不可分;农村政策思想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运用整体性视角,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三农与三治的关系,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构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综合结构体系;通过活跃社会关系、提高社区成员嵌入性,可以缓解和转化基层社会累积矛盾、提高农村经济持久活力,进而化解中央与地方之间因目标差异造成的"零和博弈",改变国家信用投入在基层被"精英俘获"、导致破坏反而危害稳定的困境。     

环保组织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利益、价值与认知视角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环境冲突发生频率日益频繁,对政治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冲击.环境冲突形成发展过程表明,环境冲突由体制内维权向体制外抗争转变演绎过程中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种因素起着“催化剂”作用.在环境冲突治理过程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为环保组织介入提供了空间.环保组织凭借自身非利益相关性、价值中立性与专业性等优势使其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利益协调机制、价值规范机制以及认知调整机制等三个方面.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