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与英国宪法的起源

由于英国宪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具有独特的不成文形式，因而判断它的起源不可能以某一完整成文法典的制定为标准，只能以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为依据。本文认为．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可以确定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在英国古代法治传统和封建法两大母体中孕育而成的。在相当时期内，该原则一直隐藏于封建法权关系的外壳中．13世纪初，基于英国王权与贵族阶层间的特殊力量对比结构与斗争性质以及反约翰人民大起义及其胜利所提供的历史契机．这一原则实现了从封建法形态向近代宪法形态的转交．其结果是《大宪章》的订立。在此后两个世纪内，《大宪章》对于英国议会的产生和议会制度的形成、人权保障及法治的早期发展仍然功不可殁．所以，《大宪章》作为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     

宪政——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高结晶

文章从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实行法治关键要实行宪政立论 ,层层深入地阐析了宪政的涵义 ,宪政与宪法的关系 ,宪政的性质、特征及要义 ,宪政与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东莞模式: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功尝试

东莞模式是对东莞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概括,主要指东莞充分发挥人缘、地缘、政策优势,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迅速实现农村工业化、产业现代化、经济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三赢模式,它不公使东莞赢得了在国际经济中的一席之地,而且使国际资本寻找到了一个低风险、高回报、较稳定的投资场所,同时,更为重要的,这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功尝试.东莞模式为我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大规模地融入国际经济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作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的治国方略,是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整个战略思想的高度概括,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认真领会其深刻内涵,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婚姻法的成长与苏联模式的影响

新中国婚姻法受苏联影响成为独立于民法的一个法律部门 ,同时 ,婚姻法的原则、理论也深受苏联影响。直至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 ,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 ,我国婚姻法在立法实践和理论上才有了挣脱苏联模式的努力。     

论市场经济与高校师资管理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现行以身份管理为主的传统的高校师资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建立一个以岗位管理为主,大力引进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岗定薪,高薪聘任,按劳付酬,加强法制化的新的师资管理模式,成为高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上)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理论研究，长期来恪守“诉讼义务本位”和“审判权力本位”。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权利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改以“诉讼权利”为本位。对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存在各种理论，主张，我国采取的是“私权保护说”和“私法秩序维持说”的结合。在当前，以纠纷解决为依归的诉讼目的观，更契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以此目的观为出发，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和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     

法学研究的另一思路

<正>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正式确立,似乎再一次给了法学为自己定位和重新发现自身价值的机会。随“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一命题的提出,法学界显得相当活跃和颇有生机。从围绕这个命题而发表的许多文章来看,法学家们主要做的是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为法学引入了许多以前可能被排斥或被忽视的新观念、新价值;另一方面,则再次强调了加强立法、严格执法的法治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就后一个方面而言,我们目前的一般理论水平与十多年前经过“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讨论所达到的认识相比,似乎并无很大的进展。法学研究现在面临的重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主要有美国、德国和日本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存在多头执法、职责重叠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模式是创新我国反垄断机构设置的一条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从孙中山、马克思有关论说的特定视角做出的思考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必须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当中进行探讨。结束中国11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经历的，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同三民主义和“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有一定的联系。大官僚资本的产生和迅速膨胀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能再用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比照，已经越来越多地添加进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的社会主叉”以马克思“共产”模式为核心，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孙中山的有关论说，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始终都要关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性，还特别需要澄清劳资关系问题．并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答复“社会主义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