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拓展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意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因此必须源源不断地补充各种合法性资源,以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居安思危,奋发有为,积极拓展合法性资源,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2005年台湾政局及两岸关系综述

2005年台湾政局复杂多变,朝野政党争斗激烈,各个政治势力合纵连横,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蓝绿阵营实力此消彼长,泛蓝阵营摆脱困境,重展生机,政治实力大幅上升;民进党施政无方,弊案丛生,内部矛盾加剧,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两岸关系出现较大转机,我出台《反国家分裂法》沉重打击了“台独”势力;民进党当局处处阻碍两岸交流,但连宋访问大陆使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两岸总体上朝缓和的方向发展。     

实证法作为良善之法的法理构成分析

以法的实践为目的导向,应将法概念的问题限缩为实证法概念的问题,由“法是什么”转向“实证法是什么”的问题。因采用概念定义分析方式难以对实证法概念作出有效的回答,故应采用法理构成的分析路径。实证法具有规范性、时空性与实效性的特征。实证法概念本身的法理构成要素应当包括权利、权力、义务和法治,这四个维度之间具有关联性,且法治要素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其既作为一种精神理性可以确保实证法体系的良善性,又作为一种制度体系与规范环境可以确保实证法体系的有效运转与解释判断,从而确保实证法在整体规范层面的良法善治。     

驳“日本统治时期是世界上最有良心的统治”

近年来,台湾岛内日益猖獗的“文化台独”,引起了所有关心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的严密关注和高度警惕。与此同时,台湾岛内愈演愈烈的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浊流,也引起人民的警惕与忧虑。早在19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定100周年之时,吕秀莲等人跑到《马关条约》签定     

“文化台独”及其危害

长期以来,岛内分裂势力一直将“文化台独”作为制造分裂的一种重要手段,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进而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统独”心态。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在祖国大陆、岛内民众及国际社会反“台独”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调整其“台独”策略,由“急独”、“硬独”、“明独”变为“缓独”、“软独”、“暗独”,将争取“实质台独”作为推行“台独”主张的主要策略 ,并鼓吹“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企图为其“台独”主张披上“民主”的外衣,以此迎合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实际是想以“民…     

民法、商法、经济法相互关系的法理透视

民法起源于自然经济社会并历史地演进,维系着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社会的基本存在状态;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关于商品交换的法律规范,它为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为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解放提供着制度保障;经济法则是市场经济克服自身调节能力的先天不足而生成的矫枉过正之作。作为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民法维持现状,商法谋求发展,经济法抑制变异,共同服务于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而经济关系作为经济生活的背景,是将民法、商法、经济法从法的整体中划分出来的标准,也是三者法理具有可比性的前提。     

财产法:走向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审视美国财产法理念的变迁路径

审视美国财产法理念的变迁路径,可发现其演变规律是,从建立在近代科学革命对古代和中世纪有机论的批判中产生的机械—原子论主导思想模式基础上,向现代新的整体论思想模式发展。即在18、19世纪,美国财产法理念强调个人财产的绝对权利;进入20世纪后,则强调个人财产权的社会责任。但实际上,在财产法理念的发展史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共存的,虽然对个人或社会利益的强调在每个时期各有所重,但其基本趋势是走向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而最终目的是追求每个人的幸福。     

依规治党语境中党员权利的法理阐释

党员权利是党内法规的核心范畴之一,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学理桥梁。党员权利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尊重党员在党组织共同体中的主体性,突出强调党员个体与党组织共同体利益的一致性。从权利的来源、生成标准及规范形式来看,党员权利具有权利的一般属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性权利类型。党员权利以党及其代表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内核,具有权利的功能表征。     

家事事件程序的法理分析

台湾学者邱联恭教授提出了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理论,家事事件程序交错适用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通常有三种情形.家事诉讼与非讼的集中交错以裁量权和对审权为中心.家事审判职权主义的特征使它与非讼程序有着某些相统点,因此家事诉讼事件可以一定程度的非讼化.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