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法制文明论——以“法理”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中古时期,法制文明获得突破性发展。无论是法学理论还是法典编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而"法理"概念的提出则为此时期法制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中枢环节。为满足解决秦汉法制困局之需要,在汉魏以降政治、学术环境熏陶之下,"法理"概念应运而生,这是中古法制文明演变中的一件大事。中古法学以"法理"为法律之本,以论理辩难的逻辑方式求贯穿法律之通理,将先秦法哲学的宏大论述与秦汉法律注释学的微观考证连成一体,促成了古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完整与成熟。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古律令制度的系统化与完备化,对中古法制文明之演进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今日之法学研究亦颇具启示。     

股东清算责任案件诉讼时效研究

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对清算责任案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过往司法实践的总结以及职业债权人的描述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法理依据应当是一致的,清算义务人承担清算赔偿责任和清偿责任的法理依据均为侵权责任。公司债权人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清算赔偿/清偿责任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且诉讼时效均应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债权人债权受损时计算。对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时间点,可以根据案件各个关键事件发生的时间及顺序来判断,且应当敢于认定"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而不是苛求"明知权利被损害"。     

国际社会本位的法理基础

近年来,国际社会本位理念已逐渐地撼动"国家本位理念"或者"绝对主权论"地位,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支撑国际社会本位理念的法理理论仍然有待补充与完善。故有必要从中西两种文化中深入地挖掘国际社会本位理念形成的内在原因,对国际社会本位理念的理论支撑进行较全面的概述与梳理,与此同时也对国际社会本位理念的发展作出展望。     

“台独”并非民进党与生俱来的本性

7月20日,民进党第十六届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此次党代会在蔡英文再度出任民进党主席、年底即将举行岛内首次地方＂九合一＂（亦称＂七合一＂）选举的背景下召开,不但决定未来两年民进党内权力结构布局,也因会前40余位民进党代表提案要求党代会上讨论是否应冻结＂台独党纲＂而备受岛内外各界关注。由于此前蔡英文在接受《天下》双周刊访问时对＂冻独＂问题闪烁其词,加之7月19日在其发出的新闻稿中定调＂台独党纲＂不宜冻结,一如外界预期,当天仅将相关提案处理送交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的三个理论向度

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的三个重要理论向度是明晰法理基础、廓清立法模式、厘定法律内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着国际、国内的法理基础,目前我国是典型的"块状"立法模式,当前需要"条状"立法,从而构建一种"条块"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在内容方面,立法要界定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分工,构建与均等化相匹配的公共财政、标准体系、绩效评估以及问责制度。     

大数法则---社会问题的法理透视

本书共收录了周安平教授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文章14篇,对话体文章2篇。文章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如“许霆案”、“范跑跑事件”、“公民财产权”、“社会自治”、“违宪审查”、“司法改革”等进行法理评析。其语言深入浅出、轻松易懂,其见解精辟独到、令人深思。---该书封底《内容简介》     

超市自助寄存行为中的法律关系及其性质

随着超市寄存柜顾客寄存物件丢失事件的不断发生,超市的自助寄存开始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而与超市寄存类似,宾馆酒店免费停车场中车辆的丢失等也开始成为民事纠纷的来源。如何界定这种因商事交易需要而附带的行为,众说纷纭。透过现象看本质,超市寄存行为其实是超市在贯彻利益最大化原则过程中,在和消费者进行商事经营活动中的附属商行为。本文指出从此角度出发来分析将更有益于纠纷的解决和问题症结的归属。     

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法理学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形成、发展与西学的传入、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密切相关。法理学西来并逐渐发展之日,正是传统法律在中国解体并断裂之时。近代中国的法理学是在批判传统、吸纳西学中形成的,所以其少有传统的因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的法理学逐渐开始了与传统的结合,思想家们对传统法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并努力探索着中西法理的融合之路。     

法治的文化基础——尚法理念

本文从法治的文化基础——崇尚法律的理念出发,论述了影响法治理念的因素:一是法律本身的内在动力强化;二是对法律的外在教育。     

“中国法理学”的“发现”──“中国法理学史”在近代的创建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和王振先开创了"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中国法理学"。他们分别撰著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哲学史大纲》"法的哲学"部分和《中国古代法理学》,作为"中国法理学史"的三个典型文本,对"中国法理学史"的范围、论域和方法,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意义在于,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法理学"在文化与学术上的认同,使近代以后的"中国法理学"具有回访渊源和返本开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