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特殊地缘因素下澳门务工诈骗犯罪之研讨

随着珠海、澳门两地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的日益紧密,以澳门务工诈骗为代表的珠澳地缘性犯罪问题也日渐突出,呈现区域性、阶段性、属地性、涉众性的发案规律和特点,成为影响两地社会治安稳定的突出地缘性犯罪因素。要有效预防和打击该类违法犯罪活动,必须充分依靠警务合作、推动部门协同和发挥社会合力,从而构筑共同预防和压减地缘性犯罪的安全屏障。     

企业伦理战略分析

周俊敏在《湖湘论坛》2013年第6期撰文认为,企业伦理战略分析是企业伦理战略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企业辨识、鉴别和评价与企业伦理战略相关的各内外因素的动态过程,对企业在市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公共治理视角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

于海燕在《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撰文认为,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不可能只涉及单一主体,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确定需要克服单一主体的局限性来保证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公正。基于公共治理视角和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构成及其多元化构建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分析,实现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应构建参与型文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发挥内外主体合作效力,实现参与途径多元化。     

数字

正4%中国环保部的消息,2013年中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继续下降,氮氧化物排放量比2012年减少4%以上。420名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消息,从2012年到今年的3年间,中央财政共将资助420名考入新疆兵团所属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的家庭困难大学新生。8896元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8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3%,高出GDP实际增速1.6个百分点。农民增收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十连快"。     

最关键的是让干部“不能腐”

“其亡也忽焉”的两个根本原因 十八大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新著——《苏共亡党之谜》,我用整本书剖析了“苏联模式”的两个最根本因素：一是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二是层层任命制而非选举制的选人用人体制。这既是苏联、东欧“其兴也勃焉”的两个根本性原因,也是苏联、东欧在长期执政中越来越脱离群众、脱离党员、脱离干部,越来越腐败,最终“其亡也忽焉”的两个根本原因。     

全面深化改革 保持平稳发展——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述评

正2014年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3月5日开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2014年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归纳如下:一、形势错综复杂2014年,我国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带来变数,新兴经济体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支撑我国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     

影响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社会环境和家庭因素探析

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一直困扰着教师和家长,对个体、家庭乃至社会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社会环境和家庭因素分析,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有其产生的必然性.青少年的违法行为大部分在外界环境的诱惑下产生,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和盲目性,只有从感化他们的内心,措施得当,并为青少年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学校、家庭和个人积极合作,才能预防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     

把解决率作为建议办理的标尺

<正>在某市人大代表建议交办会上,一位领导指出,要把建议办理的解决率作为衡量办理质量的标尺,作为人大督促办理落实的目标追求,100%的"满意"或"基本满意",表面看很光鲜、很有成效,其实并不能代表"满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满意"。一席话,可以说是一矢中的,道出了目前建议办理工作的尴尬与无奈。多年来,满意率一直是地方人大衡量代表建议办理质量的唯一标尺。客观而言,代表对建议办理满意     

在“最大限度”中增强社会凝聚力

“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总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从社会活力、和谐稳定的战略高度审视社会管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的丰富深化．也是对我们党新时期群众工作的一大创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主体。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     

有些制度正在“鼓励”浪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谢宝富在今年2月28日出版的《环球时报》中撰文指出,谈到节约,很多人想到的是党中央“改进作风八项规定”和“六不准”,认为无非就是少摆鲜花、少吃鲍鱼、少戴名表之类,而忽视了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实际上,在浪费表象的背后有很多制度性因素在“鼓励”浪费。诸如．依据上年度预算额和机构规模而不是绩效来制定预算的财政制度．实际上奖励的是失败者和“能够证明开支合理的人（而非节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