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定减轻处罚的合理化研究--以武汉市枪迷境外购枪弹由无期减为三年有期徒刑为视角

文章主要内容是非法定减轻处罚的合理化研究，探究该制度适用的合理化，首先由一则案例引出所要探讨的论点，然后将问题引入到《刑法》63条第二款规定的“案件特殊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讨论应当如何把握此处的“案件特殊情况”，在探讨中得出文中四种观点显然是无法达到满足司法实践中要明确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标准要求的；而后引出目前司法实务中，适用该项原则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适用该条款时，程序上的繁琐复杂和操作上减轻幅度较难把握等两个方面的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如此层层递进，逐渐将非法定减轻处罚这一原则适用引上合理化的轨道。     

要当村支书，先拿资格证、过信任关

2010年12月20日，是宜宾县完成村级换届选举的最后一天。上午刚上班，县委组织部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仁和村一次性选举成功，‘三荐双考、两票直选’这个办法硬是好啊……”电话那头，柏溪镇党委组织委员夏大姐介绍说，由于种种原因，仁和村干部群众历来分成几派，历次换届都颇费周折，直到这次才把这个“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美国的医疗难题与改革

花费最昂贵的医疗费用，却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障的美国．是发达国家的特例。但并不是美国人民不想要．也不是美国政府不想这样做．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阻止了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进程．     

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信任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心理学两大路径提供了信任生成和变化的不同解释,但尚未有较为成熟的国际信任的文化理论解释.文化与国际信任的研究包括两个层面的议题,即作为影响因素和背景的文化如何影响信任的形成和变化,以及作为文化变量和理论的信任的特性是什么.借鉴中国社会心理学关于文化信任的研究,本文提供0种国际信任的文化模式,探讨同质性、关系基础和关系交往三种影响变量如何产生身份性信任和交往性信任.冷战后中日和中国—东盟国际信任的生成过程表明,国际信任的形成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理性选择过程.其中,由于关系基础未得以改善,中日始终受困于先赋性不信任,而中国—东盟之间的国际信任发展较为迅速,但仍倾向于特殊信任而非普遍信任.文化与国际信任研究揭示的是国际信任的社会逻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中国对外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及教育对策

采用修订的Rotter人际信任量表,对北京市五所大学的5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信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人际信任水平低于女生;关系信任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一、二年级分别与三、四年级存在显著性差异,关系信任水平随年级升高而升高;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提升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教育管理建议:第一,对大学生加强人际交往的指导工作;第二,加强制度化建设,建立公平、公开、透明的制度规则。     

社会资本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内在逻辑关系探析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与社会资本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服务型政府构建需要公民普遍具有团结、互助、合作与信任的公共精神,具有高度的参与意识、公共精神以及由于这些精神和意识产生的独立和自愿性的民间组织,而这些正是而这些正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客和基本要素.可以说服务型政府所具备的民本性、法治性、合作性等与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都是由一定物质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人关系中衍生而出,都包涵公民社会的基本要义,所以说两者互相依赖,密不可分,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微天下

@马光远:改革还有没有可能凝聚共识?30年前的改革者很多沦为了既得利益者,成为被改革的对象,千方百计阻挠改革的进程;真正希冀改革者却不具有改革的主导权;改革的裂痕远大于共识。中国社会正式进入了奥尔森所说的"分利社会",利益集团只掠夺、分配财富,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有制衡利益集团的力量出现。     

特殊体位致窒息死亡1例

体位性窒息（positional asphyxia）是因长时间被限制于某种异常体位,使呼吸功能受阻及静脉回流受阻而发生窒息死亡。本文报道1例相关案例。     

对健全完善干部工作社会评价机制的思考

干部工作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也是组织工作提高群众满意度的重点。开展干部工作社会评价是全面了解掌握人民群众对干部工作信任程度和选任干部公认程度真实意见建议的重要渠道，必须进一步健全完善干部工作社会评价机制，更好地落实群众“四权”，提高干部工作质量和科学化水平。     

建立社会信任需要深化改革

社会信任是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的人际关系状态。从表象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信任要好于现在,但实际情形要复杂一些。改革开放的大量举措对建立社会信任是有益的。我们普遍感到的社会信任缺失,不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平衡、不深入。尊重与扩张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是必要条件。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