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岛清思想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随着对外贸易、投资、金融改革与国际全面接轨并进一步朝向自由化方向发展,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中国贸易大国地位的迅猛上升引起了贸易摩擦与贸易结构优化问题;外国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带来了产业竞争力以及双向投资的平衡化问题;金融汇率制度的改革则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与金融政策影响力的评估问题。本文将运用小岛清有关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理论,针对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发展中出现的贸易、投资与金融改革问题的内在关联性进行系统的分析。     

共产党领导山西新军的历史经验

山西新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但创立初期它在建制上隶属于阎锡山的军队系统,形式上“戴着山西帽子”、“说着山西话”,领着阎锡山的军饷,拿着阎锡山的武器。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形,所以共产党对新军的领导,同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相比,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许多不同,采取了许多特殊的办法和措施。这些办法和措施的有效运用和实施,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山西新军的绝对领导。实行特殊的政治委员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对新军的领导山西新军在建立之初,党中央和北方局就明确指出,要把这支部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全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的通知(农办农〔202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再夺粮食丰收意义重大今。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论转向和规制边界——基于限缩解释论的立场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尚不健全导致其合法权益易遭受不法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设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但本罪在具体适用方面存在潜在的扩大化趋势。基于限缩解释论对本罪的理论基础和规制边界进行限定,通过对立法背景和相关案例的分析,建议在性犯罪的基础理论——性同意理论基础上补充性剥削理论,以此揭示本罪的实质特征。需要界定特殊职责、实行行为和其他出罪事由,以此进一步完善本罪的司法适用,以实现未成年人权利自由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     

药品不良反应与政府监管制度改革——从安徽欣弗事件引发的思考

政府在药品监管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我国的药品监管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监管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回旋之门”。在未来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信息通报制度,药品标签和说明书制度,构建以许可过程为核心的全过程监管制度。在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企业应担负首要的而且是终极性的责任,药品监管机构应承担第二位的监督性的补充责任。并应通过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的方式,将不良反应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分散化。     

关于法语本科专业倾向课程定性的思考

为适应社会对外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我国许多高校法语专业在本科高年级开设了诸如经贸法语、旅游法语等专业选修课程。本文通过比较对外法语教学史上出现过的3种有影响的同类法语教学模式,着重讨论我国此类专业选修课程在法语本科教学中的定性问题,提出了法语功能性专业倾向课程的概念。     

警察执法权运作的最佳价值状态及其有效实现

警察的行政执法权,是指警察代表其所在的公安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管理和提供行政服务时依法所享有的各种行政执法权的总称。其具有法定性、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执法主体的特定性以及执法内容的广泛性等特征。自由与公正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秩序与人权的统一应成为警察执法权运作的最佳价值状态。为了实现上述最佳价值状态,警察的行政执法应当保证有效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责任执法。     

飞行如梦

“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132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此前,中国民航运输航空持续安全飞行时间刚突破1亿小时不久。民航局负责人刚宣布,近5年多来,中国民航运输航空所发生的责任征候和严重责任征候次数,处于历史最低。可这惊天的一摔,将这一切全都打破。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研究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所确立的危险责任只施加在那些其所从事的危险通常已由法律精确定义了的具体特定人身上,即机动车的保有人,对其他并非机动车保有人的驾驶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保有人的确定应当采取运行支配说与运行利益说二元标准,某人是否属于机动车的保有人,要从其是否对该机动车的运行于事实上处于支配管理的地位以及是否从该机动车的运行中获得了利益这两个方面加以判断。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调节既要通过国际规制的手段,又要借助全球治理的手段。在此过程中,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平发展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关乎和谐的国内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因而中国不仅要在国内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而且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