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犯罪现场重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犯罪现场重建是基于对犯罪现场获得的各类形式的证据,结合所获取的相关客观事实,合乎逻辑地以抽象、形象或实物模拟的方式,重新构筑犯罪现场所发生的犯罪内容和犯罪过程,并探明与之相关的犯罪行为的个人特点和犯罪条件的侦查活动。     

主张即证据:不在犯罪现场的意见解构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采用明定规则和隐含规则两种模式规定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从法体系来看,"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本质上可以抽象为一种无罪证据,又可以具体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更多的时候是依靠备受怀疑的人证方式来支持,因而需要多主体的沟通交流。"不在犯罪现场"主张即证据,可以从证据命题论和主体间共识论获得理论支持。不在犯罪现场作为一个证据单元所体现出的无罪指向性和意见聚合性特征既发展了证据形式和证据种类的理论,又丰富了司法实践。     

犯罪现场血迹形态分析

依据痕迹学的理论基础,若把血液看作造痕体,则血迹形态便是造痕体在不同力的作用下在不同承痕体上的形态反映.解释血迹形态的根本属性,将血迹形态分析归纳为力的分析,可为血迹形态分析走向规范指明方向.     

模拟画像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犯罪行为人存在的客观性以及人与人面貌的差异性、个体和种族面貌特征的相对稳定性,是利用模拟画像技术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基础,这使得通过收集和利用犯罪现场信息以及目击者关于作案人或犯罪嫌疑人形象、行为的描述而侦破案件具有可能性。因此,如果在调查工作中发现了关于作案人或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信息,并完整准确地以图像方式加以反映、记录,该案就已经具备了破案的必要条件。     

现场心理痕迹的三种利用途径

心理痕迹蕴藏在整个犯罪现场之中。充分发掘和利用现场心理痕迹，通过现场整体态势和细节特征所反映出的反常性、心理惯性、特异性，揭示作案人的真实动机、规律特点以及与被害人的关系，为侦查准确判断案件性质、串并案件和划定侦查方向及范围提供依据。     

《证据：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医学案例》连载之三（上）——澳大利亚的法医学噩梦

对于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如果说搞得一团糟的犯罪现场是最大的忌讳的话,那么搞得一团糟的法医工作就是第二忌讳。而两者凑在一起的结果则肯定是一场司法大灾难。糟糕的证据处理工作往往导致犯罪者逍遥法外或者无辜者遭受牢狱之灾。 在通常情况下,犯罪现场非常明显：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子,遭到抢劫的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谋杀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可以非常顺利地开展其工作。但是,如果犯罪现场一开始就不是像上面所描述的那个样子,那又会怎么样呢？     

论犯罪现场遗留物品分析解读中的开放性视角

分析解读犯罪现场遗留物品是侦查人员获取侦查信息和破案线索的重要来源。在侦查实践中,一线侦查部门除了从技术的层面去弄清犯罪现场遗留物品的种类归属以及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外,还必须正视犯罪现场遗留物品所具有的自然、人文、社会等多重属性,坚持技术性解读与空间性、人文性、社会性解读相结合的开放性视角,以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挖掘出其背后的各种隐藏信息。     

同一认定理论定位的反思

传统上认为,同一认定理论是物证鉴定领域的基础理论,有学者将同一认定理论扩展为刑事侦查领域和司法证明领域的基础理论。对同一认定基本内涵分析的结果表明,同一认定理论可以作为物证鉴定领域的基础理论,但是,犯罪现场重建和刑事侦查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并不适用同一认定理论,司法证明过程也不适用同一认定理论。     

犯罪现场重建的价值分析及其局限性

犯罪现场重建相对于我国传统的现场分析技术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同时它也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犯罪现场重建在当下中国全面铺开尚缺乏起码的可能性,在对传统的现场分析技术进行改良的同时,逐步推广犯罪现场重建应该是符合当下国情的理性抉择。     

用证据语言战胜谎言——澳洲著名刑事案件侦查系列之三(上)

<正>在刑事案件侦查的所有环节中,犯罪现场鉴证的目的是以证据还原案发过程或指证犯罪嫌疑人。大多时候,犯罪嫌疑人面对警方收集的有力证据会放弃继续狡辩,供认所涉犯罪事实。但有的犯罪嫌疑人无论警方掌握怎样有力的证据也坚决顽抗抵赖到底。这时就要看犯罪现场鉴证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是否能在法庭上以证据语言战胜谎言。文/唐晓冬(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