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精准治理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各专项司法解释为该类犯罪的认定提供了细化标准。但总体上看,司法解释强调犯罪认定,而缺乏对刑法社会治理功能的观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及社会治理提供了规范依据。新形势下,应充分认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与组织特征,分析其治理困境与特性,把握该类犯罪的生态利益格局,以形成社会治理合力。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助于生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社会治理范式,利于网络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改善。     

科学构建基层党组织的绩效考核体系

实施基层党组织绩效考核是进一步完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促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增强基层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有效载体。但在当前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绩效考核中,呈现标准粗略、方法单一等问题,亟待改进。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城市基层党建研究

坚持用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城市基层党建,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要求。落实这一战略要求,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强化思想教育,促进城市基层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加强理论研究,为城市基层党建提供针对性思路启迪;鼓励基层创新,及时总结各地的探索实践和成功经验;突出政治功能,强化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的政治导向;重视制度规范,加快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创新落实机制,构建管用高效科学的评价反馈体系。     

构建惩防体系必须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构建惩防体系,是党中央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全局出发,为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本文从解决工作机制落实问题、解决教育有效问题、解决制度管用问题,解决监督到位问题、解决惩处有力问题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关联逻辑:理论、历史和现实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所要解决的“人心”和“力量”问题,正是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政治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战线的关联问题,需要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就理论维度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战线不仅在内涵层面交融交叠,也在要素层面存在共通,存在以共同利益为内核的理论嵌合基础,以团结联合为主题的理论嵌合形式,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理论嵌合根本。就历史维度而言,统一战线发挥自身职能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过程。就现实维度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赋予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统一战线的广泛运用,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更加牢固、内涵属性更加明晰、号召力更加强劲。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

2020年上半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基层社区的首要工作。采用“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考察突发公共事件下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状态,认为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是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基层行政组织是资源配置和权力行使的核心;社区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其他社会主体(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从消极回应到积极参与,是我国防疫时期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形态。应从加强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加快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转变;提升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治理能力;深化其他社会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方面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社区治理模式。     

“后疫情时代”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我国集各方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迅速控制疫情蔓延势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制度优势。当前,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然而地方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在政策执行、智慧抗疫、府际协同、舆情公关和应急治理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成为制约地方政府建设的桎梏。提升治理能力是“后疫情时代”地方政府建设的根本任务。针对治“疫”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的治理短板,“后疫情时代”其治理能力应在监督政策执行、改善技术治理、推进府际协作、加强公关响应、保障应急建设等方面发力。     

乡村振兴语境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问题研究

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语境下,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受到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为了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有了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还存在村庄规划机制不完善、村庄规划与村情的契合度不高、村民对人居环境与人居环境治理缺乏科学认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多元性不足、村民和其他主体参与度偏低、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力度和成效差距明显、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缺乏持久耐力和长效机制等突出问题。为此,需要从制度设计与执行、体制机制完善与创新等宏观视域来探究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对策,强化党和政府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与引领作用,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强化农村人居环境多元共治体系中的各方主体责任。唯有如此,美丽宜居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目标才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