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的合理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从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看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分化与整合：社会结构和谐运行的基本动力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是一个相对于自然界而独立的大系统，它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具有一定数量、执行一定功能的社会要素构成，并按照既定的一套行为规范，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规定和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向，以维持社会和谐与稳定。与其它系统相比，社会结构系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关于"科层制"与"官僚制"的概念辨析

"bureaucracy"一词被翻译成"官僚制"介绍到中国,但是由于有着历史上的先例或是避免带有感情色彩引起的麻烦,"科层制"与"官僚制"被人们混同使用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本文拟从寻找"科层制"的历史源流和对"官僚制"概念的离析,为两个概念正本清源,试图为将两个概念分开来做些努力。     

公共哲学视野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探析——一种对“新公共服务”的读解

公共行政学发展是在理论本身不断地反思批判和不断超越中走向成熟。在对时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批判中,美国学者丹哈特①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并且论证了其对新公共管理超越的地方。新公共服务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人员。公民具有相当的公共理性这既是新公共服务潜涵的理论吁求,也是公共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而公共理性是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景。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发展变迁中蕴含着公共哲学话语转换之意涵亦即公共哲学将从传统形而上高度向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的趋势。     

论马克思对自然权利理论的质疑和超越

自然权利理论包含三个核心观念:人权以自然法和普遍理性为根据,以个人为主体,以消极的形式上的权利为内容。本文考察了马克思对这三种观念的质疑,并通过分析马克思对法国《人权宣言》的批判而说明马克思对自我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超越。     

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差异

基于决策理性和局部合理性假设,分析工具理性与社会理性对决策不同层面的影响,论述决策过程多重价值选择的差异,导出决策价值理想。     

情境犯罪预防的原理与实践

情境预防的理论根基包括三个方面 :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环境犯罪学理论。情境预防的基本措施包括五个方面 :提高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借鉴这一理论与实践措施 ,对我国犯罪预防有积极的意义     

一个电话定乾坤（上）——“直觉决策”探析

2001年11月初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正处于微妙时刻。美方让受控制的阿富汗“北方联盟”军队有计划地一步步谨慎逼近塔利班固守的首都喀布尔。准备最终于次年4月底抵达。11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起程参加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之前。突然通过“热线”，挂一个电话给美国总统小布什说：俄罗斯方面利用前苏联在阿富汗的旧关系，已派了几十名间谍渗透进塔利班内部，利用金钱和“战后安全”承诺，买通了塔利班的指挥官。     

行政法视野下的公众理性参与——以“杭州飙车案”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当今民主宪政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制度之一,然而,非理性的公众参与不仅不能起到建设法治社会的作用,反而容易引发行政法治危机。健康有序的公众参与,一方面需要行政主体提供规范有效的参与平台、实施行政决策的公开、建立参与回应机制以及明确参与者的责任;同时,另一方面也需要参与公众自觉规范参与行为,依法有序参与。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公众参与需要在法律规范下有序进行。     

契约精神与税收筹划的合理界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筹划是一种普遍的以增加纳税主体可税性收益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安排,但对税收筹划的法理论分析却非常薄弱。从对现代契约精神的尊重与实现出发,剖析税收筹划深层次的法价值理念,税收筹划中契约精神的延展、异化及理性复归等问题,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税收筹划的"弱理论性"问题。     

政府创新的不同版本

政治学中有一种传统——认为政府是一个官僚机构,它不仅傲慢,而且还有自己的利益。它也不过是一个“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将政体划分为“良政”与“恶政”。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可以区别两种不同的政府创新,即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创新和打了引号的“政府创新”,前者为“好的政府创新”,后者为“不好的政府创新”。